“史努比”风波的法律思考

刘清岩


摘要：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广州发生的“‘史努比’大闹广州，工商部门调查麦当劳”的事件中，麦当劳公司就遇到了一些麻烦。人们对经营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同认识，是限制经营者的经营还是鼓励经营者另谋生路、采取新型的竞争手段参与竞争？市场经济是保护经营者的利益还是维护传统的观念意识？本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这起事件，并提出应当怎样对待一个成功的企业，如何用理性的目光去认识一件事情。

关键词：超范围经营；搭售；不正当竞争


“吃麦当劳花10元钱就可以得到一只史努比小狗的卡通玩具”，这几天麦当劳的史努比小狗确实叫广州市热闹了一番，抢购高潮引发了消费者与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人们开始从法律角度思考这种促销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有人认为，麦当劳卖玩具属于超范围经营，麦当劳在卖玩具的同时要求消费者购买汉堡包属于“搭售”，麦当劳不公开史努比的销售数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有人认为，麦当劳的促销影响了学生们的考试属于不合时机。各种观点鱼目混珠，很多带有个人感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领域里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加以看待，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发生了风波才引起异议与争论。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执法环境。本文仅从法律角度对这次风波做一些分析。
首先，麦当劳是否属于超范围经营。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决定了它应该在何种范围内经营。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麦当劳的经营范围是麦当劳食品和相关产品”，这里有个如何认识“相关产品”的问题，法律上没有对“相关产品”做出解释，因此要从习惯、道德、实际情况分析这个概念。我认为，玩具既非违禁产品，也非专营产品，而且与汉堡包的主要消费群体青少年有密切关系，那么玩具可以属于“相关产品”。尤其在今天，市场准入机制并不再对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做过多限制，经营范围除与注册资金对应的行业有一定联系外，仅是经营者对外的一种文字明示，经营范围的变更可以根据经营者的需要通过履行法律程序随时调整。即便“相关产品”难以判断或者判断为不包含玩具，经营者也不应该承担判断不当的责任，主管部门在登记时不加以明确就草草批准是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有人认为，如果玩具与食品被列为相关产品，那么药店卖棺材或者骨灰盒算不算相关产品？我想棺材、骨灰盒之于药店，与玩具之于食品不可同日而语，棺材、骨灰盒不可能遍地开花，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市场。
其次，麦当劳不公开史努比的销售数量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认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做无限制的解释，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加以理解，知情应该是有范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这里没有规定“商品数量”，我们从立法原则上看“知情”也不应包括商品数量。商品的销售数量正如广州麦当劳工作人员所言属于商业秘密，属于其经营信息，经营者有权不予公开。麦当劳的抢购诸如销售紧俏商品一样，谁先来谁先买，买不到也没有办法，经营者只要不是以极少量的商品作为诱饵诱使消费者前来消费，就属于合理。退一步讲，经营者的商品进货量也不可能与现实相一致，就象上海、北京未发生抢购一样，实际销售情况总是与预测有出入。无法想象：经营者在卖得越多赚得越多的情况下，还会有商品不卖。
再次，买史努比需购买汉堡包是否属于搭售？这是此次风波争论最多的一个方面，也是法律需要认真分析的一个方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均规定了搭售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自主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有人认为，消费者购买史努比时必须要买汉堡包，这剥夺了其选择权，属于搭售。我认为，如果麦当劳是一家经营玩具的商家，它在出售玩具的同时要求消费者必须购买汉堡包还可以勉强与搭售挂上钩，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商品极其短缺的年代，而且还只能是搭售劣质或者滞销产品。如今已是买方市场，卖食品和卖玩具还必须要进行搭售不可想象。现时的搭售，只会发生在某些垄断行业或者特殊行业，比如实施他人专利必须要采用专利权人提供的零配件，安装管道煤气必须购买煤气公司的燃气灶，不接受附加条件就不得购买上述服务。这起风波的实际情况是麦当劳在从事促销活动，它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出售青少年喜爱的商品招揽顾客，完全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就象电脑的经营者以低廉的价格向电脑购买者出售打印机一样，是在以优惠措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借此推导出购买打印机必须要先购买电脑，而从此以搭售名义予以禁止，那么市场经营模式就只能是铁板一块了。如果因为优惠就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那么还有什么合法形式去鼓励竞争呢？麦当劳没有强买强卖，没有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买史努比虽然要消费汉堡包，但史努比并非绝版，否则也不会十元钱一个。消费者完全可以到其他经营者那里去购买史努比。在中国没有，在美国有；在广州没有，在深圳、上海、北京有；目前没有，今后会有；优惠的没有，普通价格的有。因买不到玩具或者卖不出快餐就说人家违法，就说“葡萄是酸的”岂不自欺欺人。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看，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该立法宗旨是防止经营者的搭售行为产生排斥消费者向其他经营者购买与搭卖品同类的商品的可能，防止出现不公平竞争。但“搭售”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中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搭售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指的是经营者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销售某种产品时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不需要、不愿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平销售的原则，妨碍了市场的竞争自由，也影响了交易相对人自由选购商品的经营活动，还会导致使竞争对手的交易机会相对减少的后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质。”可见，不合理的搭售之关键在于：经营者的搭售行为利用了其经济技术优势。如果没有这种优势或者没有利用这种优势，首先搭售不可能发生，没有优势的搭售其不会达到目的；其次即使发生搭售也不构成不合理搭售，也就是说属于合法行为，比如卖电脑时优惠出售打印机。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麦当劳的搭售既没有利用其经济优势，也没有利用其技术优势，麦当劳是否具有这两种优势都很难说。消费者消费史努比并不是必需的，就象我们看到的在上海与北京根本没有发生抢购高潮一样，消费者没有史努比照样正常工作学习生活。而不合理搭售首先会使人们敬而远之，其次才是为了需求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条件。所以，无论汉堡包与史努比谁搭售谁，麦当劳均没有利用任何优势强迫销售者购买，如果说有什么优势，那也只能说有商业上的竞争优势。为什么其他经营者做不到，是这样做不合法吗？恐怕不是，为什么人们争先恐后地去购买史努比？因为经营者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
最后，麦当劳的促销活动是否要选择特定时间？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护经营者的自主选择，就象保护消费者的选择一样。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经营者如何经营，经营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事经营。是否抓住商机关系到经营者的成败，经营者只能根据商机自己进行抉择。经营者的经营不是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它追求的首先是利润，然后才是所谓的社会效益。退一步讲，即便此次促销活动影响了学生的考试，也只能追究学生家长即监护人的责任，何况这次活动是针对全体消费者的，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小学生。
史努比风波从某种角度说明了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人们怎样看待一个成功的企业，怎样用理性的目光去分析一件事情，执法机关怎样不为舆论所左右去保护经营者的合法选择，至少不去干预。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异想天开、鼓励人们通过智慧去占领市场，如果此次风波使得某些人迅速行动起来，抓住市场先机，通过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再创奇迹，那么这次风波的现实意义才真正被展示出来。



作者简介：
刘清岩，男，1968年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天津大学工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北京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对如何运用法律服务于市场主体有一定研究。
电子邮件：liuqy12@sina.com


6·26国际禁毒日 记者律师谈贩毒



主持人： 6·26国际禁毒日快到了，今天华西都市报记者王仁刚和天府早报记者周海波特邀请四川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冯明超，谈谈你就贩毒刑事司法中存在难点疑点，以及如何打击贩毒等问题进行座谈。
冯: 谢谢大家。主持人好！法学院的同学们好！
周: 据我所知，你到过许多高级人民法院为毒贩和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过死刑辩护。
冯: 是的。
王: 贪官都恨，你怕老百姓骂你吗？
冯: 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正，把毒贩和贪官都杀了不一定就公正。
周: 你代理的唐锡河贩毒一案，据说己由四川省高级人民将原判死刑改为死缓，是真的吗？
冯: 是的。
周: 你介绍一下案情吧。
冯: 案情是这样的:
被告人陈XX（陈良平）于2003年8月18日被广安市公安局刑拘，在广安看守所中与唐老板联系，唐老板要12个货(每个700克)。2003年9月15日广安市公安局经四川省公安厅协调从雅安市公安局借用10?海洛因，携带8400g毒品押陈XX坐飞机去广州，用被告人陈XX的身份证在广东盛海大酒店登记开301和309两间房，由广安市公安局民警将带去的8400克毒品放在301房，民警与被告人陈XX共住309房，陈XX用手机联系唐XX（唐锡河），四小时后唐XX来到了309房，被告人陈XX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小块样品交唐看，唐取一点点放在香烟锡泊纸上用打火烧着品偿，并同时另取一小块放进玻璃水中杯中，验货后，陈唐二人经过两个回合讨价还价后按每克165元成交。唐XX算了一下说买7个货，约4900克，需808500元，而当天只带80万元，双方约定: 先付80万元，下欠的8500元到晚上买剩下的3500克毒品时一并结清。于是唐叫同来的另一名男子下楼去将旅行袋中80万元钱拿上来后，交陈XX点清确为80万元钱时，被在门外蹲点控制的民誓进屋当场抓获了唐等人。2003年9月5日被广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9日被逮捕。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唐XX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4900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唐XX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呢？
冯: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25日开庭审理后，认为唐XX贩卖毒品的行为，由于控制在公安人员手中，整个毒品交易过程处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交易自始就不能完成。这种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不可能得逞的情形，属于犯罪未遂。唐XX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信。据此作出（2005）川刑终字第254号判决：
一、撤销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广法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唐XX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 警察带毒品去让唐锡河购买，广安中院一审对其判处死刑，社会反映不一，这个案件争议很大。
冯: 老百姓是怎样看的呢？
王: 警察的职业道德受到了质疑。我们电话采访了部分群众，有的人认为警察带毒品能起到钓毒贩的作用就可以了，不应当带这么10?之多，即使被告坚持要买也决不能卖给嫌犯这么多。有群众认为被告人购买警察带去的毒品，法院不能按成交数量判刑。万一警察想陷害、整死别人，就买给别人几公斤，法院照此数量判被告人死刑，那就不叫依“法”判处死刑，而是以“警察”判处死刑，司法明显不公。有的认为警察带大量毒品让嫌犯买，缺道。有的认为法律应当对警察携带毒品数量进行限制，如不得超过10克为宜。也有的认为警察带大量毒品让嫌犯买确实不应该，但必竞还是嫌犯自已买的，判死刑，何该？
一位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认为,唐锡河的生死完全就掌握在公安机关的手中，并不是法律要判他死刑，而是公安人员炮制再借法律杀人，法律成了公安机关随意杀人借用的工具，完全是公安假借法律草菅人命。这种公关机关只需带几克、几十克作诱饵，却人为加大毒品数量，使本不够死刑的数量达到刑死的数量，其本质就是犯罪引诱。一审判处唐锡河判处死刑是公安机关加大数量造成的，属人为操纵，不是被告人自己主观犯意所致。打击犯罪是打击犯罪行为人自愿作出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公安机关精心布置、虚假的犯罪，这与打击犯罪的立法本意相悖。
周: 你作为唐的辩护律师，你是怎样看的呢？
冯: 本案非常特殊，属重大疑难一类案件，本质上属适用法律争议。
《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大量贩毒案件犯罪人仅仅看了样品，甚至有的还处于讨价还价阶段就被抓获，大都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象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再者由于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很大，不可能等到嫌犯转手出卖以后才予以打击。因此，许多贩毒案件要么是因为毒品转手下家或者被吸食消耗而缺少物证毒品，要么是钱货未交割完毕。这类案件的审理还是辩护，对法官和律师都要求具有极高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由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存在着转移说、契约说、实际行为说等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学说将导致对在贩卖毒品案件既未遂的认定不同的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毒品案件认定为犯罪未遂，不利于打击犯罪。
王: 审理这类案件如何正确认定犯罪既未遂和量刑呢？
冯: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或公安“特情”充当毒品交易的“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的情形也不少。根据自已对大量贩毒案件判例和毒品犯罪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当按不列办法，分两类情况处理才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或公安特情充当“买方”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准备好，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 有人认为使用了特情，必然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特情引诱与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都对量刑有影响。
第二类情况是嫌疑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因为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如果在审理中查明还有特情引诱的情形，应当按“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周: 刚才你谈到特情时，要按以上分两类进们判处，法院采纳没有呢？
冯: 我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贩卖毒品的既未遂探讨》《犯罪引诱与量刑》，详细阐述了分两类判处的法学机理，法律依据，大家可以去书店查阅。
感到欣慰的是，我提出的上述分两类处理办法，得到了全国多数高级法院审判庭、审判员的认可和采纳，现在许多法院都是按我提出的办法来认定既未遂的。
周: 听说全国各地法院对贩毒既未遂认定和量刑差异很大，是这样的吗？
冯: 是这样的，我曾作过统计。
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也不一致，以毒犯同特情（系卖方）之间进行5000克海洛因交易为例，各省法院对犯罪既未遂性质认定不同，而且量刑差异很大。云南省判处被告人6年左右有期徒刑，从犯还可判处缓刑；广西壮族自治区判处被告人10年左右的有期徒刑；福建省判处被告人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各地法院均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部分法院认定为犯罪未遂，而有的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明确认定为犯罪未遂，只说明本案有特殊情况存在，直接作减轻处理。
王: 把你的上述学术研究成果写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或纪要文件中，能否消除各地法院判决的差异。
冯: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所有的法律人都在追求统一司法尺度，做到量刑公正与均衡，这也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同时还可以平息贩毒既未遂学术之争。
我还要特别地谈一谈最高法院对贩毒既未遂的观点。先看一个真实案例，2001年4月29月由公安人员以“卖主”的身纷与嫌犯苏永清接触，苏永清决定以每公斤人民币2.35万元的价格购买冰毒35公斤，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苏永清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系犯罪未遂。据此判决被告人苏永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认为: 如果毒品交易的卖方不是公安特情和公安机关，而是其他真正的毒犯，由于交易双方已就毒品交易种类、数量、价格、时间、地点等基本交易事项达成一致，那么，即使交易双方未能实际完成毒品交易而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的，对毒品交场的双方都应以“能犯的”既遂处理。这一点是认定贩卖毒品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既未遂问题的一项重要区别。但是由于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出面与被告人进行所谓 “毒品交易” ，充当毒品交易的 “卖方” 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不可能真正将毒品卖给被告人。换言之，
被告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其为贩毒而购毒的犯罪目的，这种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不可能得逞的情形，属于犯罪未遂。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周: 这个案件是否暴露了立法中的诸多不足。
冯: 目前刑事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缺之监督制约机制。虽然《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范围，如何采用侦查措施，所收集的证据效力等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大有滥用之嫌。如本案公安机关为了抓获嫌疑人携带适当的毒品，进行技术侦查是必要的。而有的公安机关却带8400g毒品，故意人为加大毒品数量，致使嫌疑人贩毒数量远远超过判处死刑的标准，致使嫌疑人被判处死刑，这与打击行为人自愿作出的犯罪行为的立法本意相悖。该案极具代表性，折射出侦查措施使用的范围及其合法性、适度性、监督机制的建立都值得立法者和司法界的高度观注。人民法院应当对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对于量刑要谨慎从严把握。
王: 你对贩毒应是如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