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博士后


关键词: 资产追回/民事途径/优势与不足
内容提要: 利用民事程序进行资产追回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个重要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运行程序。无论资产追回国选择适用何种具体程序，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证据的收集与提交这两个核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资产追回国在具体适用民事途径进行资产追回时，还必须对该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战略性分析，有针对地予以适用。就中国而言，当前还必须解决好境外民事追回主体的确立、国有资产的范围与产权界定、国家的腐败犯罪被害人地位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遏制腐败及非法转移腐败所得犯罪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确保这类犯罪“划不来”。为此，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强制手段对腐败犯罪所得予以剥夺。若资产已经转移至国外，则通过刑事没收国际合作对腐败犯罪所得进行没收，然后将没收的犯罪所得归还给来源国。这种通过刑事司法合作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强调国家以公法主体参与其中，资产追回法律关系体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资产追回或返还行为表现为具体的国家行为。比较而言，刑事途径由于有国家强制力量做后盾，最为迅捷、有力。而且由于大量的调查工作往往由被请求国执法机构完成，资产追回国一般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此种追回途径还具有价格优势明显等特点。[1]（P585）

但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于对对方人权、司法、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信任。这种信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刑事领域的合作。信任度高，引渡、取证、追赃，都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如欧盟内部国家；信任度低，罪犯一出国境，本国司法部门只能束手无策。即使有了信任度，严苛的刑事程序，也会限制追回资产的效率。为保障人权，各国往往对刑事程序设置高度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相应，为追回资产，资产追回国必须先由本国法院开出没收令，再请求对方司法部门配合。其中，从没收判决的承认，到扣押、冻结、划拨财产，再到申请执行，返回资产，每一步推进，都要经过冗长的司法审批程序。走到最后，还得应付对方资产分享的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运用民事法律实施资产追回。但是，相对于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是一个较为新颖的事务，而且由于不同国家对于该制度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民事程序在资产追回活动中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追回国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基本方法、实际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优势与不足等进行深入分析，以便资产追回国尤其是中国能够策略性地选择适用该途径。

二、民事途径的具体运行程序

目前关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国际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按照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1）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2）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命令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向受到这种犯罪损害的另一缔约国支付补偿或者损害赔偿；（3）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在必须就没收作出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所主张的合法所有权。（注：参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相应，资产追回国可以将上述规定转化为三种不同的具体追回措施：一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确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以确立对腐败犯罪资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二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侵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事实证据，请求资产所在国法院支持其侵权损害赔偿或补偿请求；三是以没收对象合法所有人的身份参加资产所在国没收程序，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直接取回资产。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产追回国无论采取何种具体追回措施，其追回行动都必须以民事法律规则——财产法或者侵权法作为诉求基础，承担纯粹的民事举证责任。这种利用私人性质的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民事途径，[2]其主要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是私法行为，遵循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规则，体现为超出一国范围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三、民事途径实际运行中相关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上述具体追回措施，并不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就能够自然实施追回行为。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该途径实际运行中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具体追回方案。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合理确立追回主体，收集并提交符合资产所在地民事程序要求的相关证据。

（一）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

如前文所述，民事追回既可以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也可以发生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资产追回国可能会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当资产追回国以国家名义在资产所在国进行独立的民事追回，尤其是进行民事诉讼追回时，国家是否有资格进行这样的追回？二是如何在是以国家名义还以私人名义进行民事追回之间进行选择。

1.国家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这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实施资产追回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国家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在其他国家参加民事诉讼既符合国际习惯法要求，也符合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奥本海国际法》指出：“承认新政府或新国家的后果，比较严重的有下面几种：……（3）新国家或政府因此取得在承认国家法院中进行诉讼的权利，至少按照英国法，新国家或政府在以前是没有这种权利的。”[3]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国家或政府的承认之后，该另一国家将自然获得在该一个国家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这是国家承认或政府承认的法律后果之一。再者，按照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5条规定：“一国本身及财产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但是，公约第7条、第8条和第9条又规定了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即国家明示同意行使管辖、参加法院诉讼、遭致反诉等例外情况。其中第8条关于“参见法院诉讼的效果”是指，该国本身提其诉讼或介入该诉讼或采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的国家主动行为。（注：参见《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8条.）这意味着，只要国家愿意放弃司法豁免权利，将自动获得与法院地所辖一般民事主体一样的诉讼主体资格，同理，也将承担相应诉讼法律责任。

另外，外国政府在本国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还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国内法的支持。例如，为支持迅速退回非法获得的财产，澳大利亚2002年的《犯罪收益法》推出了追查、限制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制度。依据此项法案，当犯罪行为在澳大利亚境内发生时，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防止和打击腐败行经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A/60 /157）（R），第11段。）韩国也允许外国政府或国民利用民事诉讼程序返还非法来源资金。有关外国（或一外国国民）可以直接在韩国法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将这种资金移送回来源国。不得因为当事方不具有韩国国籍而不准参与诉讼。如果提出的要求被裁定合理，非法来源资金将返还来源国。（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关于腐败行经及非法来源的资金的转移》（A/57 /158）（R），第38段。）

2.提起诉讼的主体代表问题。民事诉讼的原告一般应当是“真正的利害关系人”，或者说是对诉讼标的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在实施资产民事途径追回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分析谁更具备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以避免出现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败诉的现象。（注：2009年2月以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应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案中，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曾作为原告于2月19日请求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停止该拍卖行为，但法院紧急审理法庭23日傍晚作出裁决，驳回了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腐败犯罪中，非法获取资产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活动：贿赂和盗用国有资产。其中，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侵害的其他当事人的直接利益，而盗用国有资产则侵害的国家或当局政府，既包括直接把资金从公库转入个人账户，也包括以实物形式偷窃国有黄金储备和自然资源，以及挪用收入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再者尽管不像其他犯罪那样，如故意伤害、盗窃等，腐败犯罪经常没有明显的受害人。但是，腐败犯罪确定无疑不是“无受害人”的犯罪，在多数情况下，受害人就是国家，侵害的客体就是“公共利益”。[4]因此，腐败犯罪受害国还可声称国家的一般利益和公共行政管理受到腐败犯罪的侵害，作为损害补偿和恢复国民生活质量与政府运转能力，必须就腐败犯罪非法所得提出诉求，以获得补偿或赔偿。相应，国家或政府还可以在被请求国法院依据侵权法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被请求国已开始诉讼，诉请因腐败犯罪分子的腐败或恶意管理而受到损害，而要求获得补偿或赔偿。（注：关于这一点，部分国际公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5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实体或者人员有权为获得赔偿而对该损害的责任者提起法律程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解释性说明指出，“实体或者人员”一语应当理解为包括国家以及法人和自然人；本条的用意是确立一项原则，这一原则是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建立机制，允许遭受损害的个人或实体在适当情形下对腐败行为实施提起法律诉讼，例如在这些行为与将被提起诉讼时的所在地缔约国有必然联系的案件中。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国应当根据本国国内法，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人有权提起诉讼以获得对该损害的补偿。）当然，当国家作为腐败犯罪受害人申请补偿或赔偿时，由于国家或政府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仅不能确定精神损害，而且很难估算物质损失的数额，往往导致国家申请补偿或赔偿失败。

因此，为确保境外诉讼取得成功，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腐败犯罪进行充分分析，当腐败犯罪直接侵害国有资产时，可以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提交资产合法所有权证明，获得对该资产的所有权并取回资产。当腐败犯罪涉及贿赂等行为时，可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以腐败犯罪受害当事人身份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以最终取回资产。另外，如果选择以国家或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进行侵权诉讼追回时，还必须充分考察诉讼地国家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或赔偿的国内法规定，合理核定本国受到的损害数值。

再者，在利用国家本身进行民事诉讼追讨资产的案件中，民事诉讼的相关费用将由提起诉讼的国家支付，但是由于对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的担心，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都要求出示一些证据，表明原告或申请人在法院管辖区内拥有资产，才能接受依法进行的民事诉讼，或要求某种形式的担保押金，以便以后在判决不利于原告时也能收取审理费用。如原告为外国，则这种关注更加明显，因为外国在败诉后可能利用豁免权拒付费用或裁定的损害赔偿。如《法国民法典》第16条由1895年3月5日的法令作出了修改后规定：“外国原告或相互诉讼人在所有案件中都义务提供担保，以确保因诉讼而引起的花费和损害得到补偿，除非他在法国拥有与支付其债务相当价值的不动产。”[5]

鉴于此，资产追回国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原则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考虑本国财政法律体系，分析败诉的支付风险，选择以国家本身作为原告，还是授权有关机构或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在追回程序中代理国家行事。当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作为原告追回资产时，该“法人”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或由国际赞助的某种形式的实体。它在民事诉讼中就是请诉人或原告，并因此在这种诉讼中也是判决的接受人和司法命令的主体。可以向其转让或转卖权利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追回的任何资产的转让以及所涉任何债务的资金筹措就是该代理人与请求国之间的契约。

（二）证据的收集与提交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程序举证的基本原则。相应，证据的收集与提交对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成效具有直接决定作用。但是，在腐败犯罪活动中，由于洗钱活动盛行，以及资产所在国对跟踪、确认资产国际法律合作的限制等，使得发现、跟踪并确认腐败犯罪资产变得十分困难。对于腐败犯罪人员而言，盗窃并享用公共财产涉及两个关键步骤，即盗窃资产，然后在国内外进行洗钱从而使这些资产看起来合法。[6]从一定意义上讲，洗钱是腐败犯罪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犯罪活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在于隐藏、模糊资金的来源、所有者、控制和运行轨迹，切断腐败资产与腐败行为人之间的联系，降低所盗窃的资产被侦察发现的机率。[8]（P13）

目前，随着国际社会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洗钱犯罪手段也不断翻新，不仅有简单的在线交易，也有利用空壳银行、隐名托管、匿名资金等工具进行的复杂洗钱，进一步增加了腐败犯罪资产的发现难度。正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科斯塔所说：“资产追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随着金融中介机构发明新规定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旦被窃资产离开受害国，它们就会被巧妙地分割，藏在众多的金融工具之中，难以发现和获取。”（注：参见联合国电台2007年12月26日专题报道：联合国发起“追回被盗财产之友倡议”）

这要求资产追回国在民事途径追回过程中，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收集并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或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证据。其中，在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证明时，必须密切关注资产所在地关于物之所有权法的规定。因为，按照国际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确权诉讼一般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实体准据法，[7]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物权的客体范围和保护方法等准据法一般都适用物之最后所在地法。比如，《埃及民法典》第18条规定：“占有、所有以及其他物权，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使用导致取得或丧失占有、所有或其他物权发生时该动产所在地法。”因此，资产追回国必须认真研究拟开展确权诉讼地国家关于物权保护的民事实体法律，按其要求提交符合其法院认可标准的所有权或产权证明。在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证据时，资产追回国一般需要证明三个事实：一是证明被告实施或命令实施腐败行为，包括应该制止但未制止腐败行为；二是原告受到了损害；三是腐败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一般联系。（注：参见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4条。）

在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资产追回是一项涉及多个法域的活动，有关证据无法完全实现境内取得，往往需要其他法域的协助。但是，多数国际公约未表明可以通过司法协助程序获得民事诉讼的证据，而且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允许将在刑事司法协助过程中获得的证据用于刑事以外的用途。长此以往，作为司法协助请求而获得的证据对于民事诉讼将毫无用处。事实上，把腐败公职人员送到法院接受审判和通过民事程序追回其非法获得的资产很难在刑事和民事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因此，各国应考虑允许在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中获得的证据在民事程序中使用。
浅谈财产刑“空判”现象的破解

龙波


　　财产刑作为刑罚附加刑，在我国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其刑罚的目的在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私人财产增多，财产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修订后的刑法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罚金刑，旧刑法典只有20个条文规定了罚金，而新刑法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正确执行财产刑的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及时地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的特殊功效，对打击和预防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是，从社会发展原因和弥补我国刑法中自由刑对犯罪分子改造教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二，适用财产刑的另一目的也是针对性的惩治贪利性质犯罪，不让贪利性质犯罪的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与此同时，财产刑增加国库收入亦减少了贪利性质犯罪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并抑制其有此类犯罪倾向的人的价值取向，减少其犯罪分子的改造成本。其三，自由刑只能对自然人适用，不能对单位适用，而财产刑既可以对自然人适用，又可以对单位适用。足见财产刑如今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于财产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已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生效裁判书中对罪犯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难以执行。案件移送执行后，往往因为当事人进入自由刑执行状态即投监或留看守所服刑，当事人的家人对既成事实的当事人被监禁的状态，认为无力挽回，退一步考虑守住现有财产，不愿意协助当事人履行财产刑甚至拒不履行。表现为隐匿、转移、变卖现有财产或将房产过户等方式，造成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更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钻了空子，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使本应收归国家的财产得不到实现。起不到从经济上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的作用。
　　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侦查、起诉阶段存在的原因

（1）公安机关和察检院没有及时调查确定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致使被告人或被告人亲属有充裕的时间转移、隐匿被告人财产，造成法院判决生效后财产刑难以执行。
（2）被执行人有财产，侦查阶段没有及时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造成被告人财产流失，导致判决财产刑后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
（3）《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予以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一规定放在刑罚的具体运用的量刑部分，应该说这是法院对犯罪分子进行判决时应予考虑的问题，或者说是法院行使的一项职权，不应该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但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因为部门利益所致，都不同程度地行使着这项权利，而且在其侦察终结报告或起诉书中都堂而皇之地援引《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于侦察机关和起诉机关只移送犯罪分子的权利凭证而不移送权利凭证所载明的财产，造成法院对有些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不清。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存在的原因

（1）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

（2）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存在的原因

（1）执行主体不明确。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执行的刑罚包括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由此可见，财产刑的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但在法院内部，究竟是由哪个部门执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也存在弊端。
（2）《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对于犯罪分子所保留的必需的生活费用，具体包括那些大的方面也比较难把握，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公民的生活资料多种多样，由于没有具体的把握标准，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执行这一法律规定。
（3）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
（4）缺乏相对健全的财产刑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在移送执行的环节上，由于众多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致使判决书生效后，财产刑何时移送执行不能确定，造成在实践操作上做法不一，严重影响财产刑的执行。另一方面，由于立案制度不完善，对于罪犯何时释放，罪犯减刑、假释不甚清楚，给罚金刑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罪犯服刑出狱多年后，罚金仍未执行。
在财产刑“执行难”本身实际上存在多种复杂性原因。因此，笔者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从以上几个方面，就财产刑执行问题及对策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 侦查、起诉阶段的对策

（1）、从立法上确立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可能涉及判处财产刑的案件侦查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职责和权利。我国刑法规定：没收财产和罚金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但对被告人的财产调查权，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归属于法院。况且法院作为公平、公正的仲裁者，一般不宜调查取证，否则有悖于仲裁者的性质。同时，法院不是侦察机关，侦查、调查财产能力不强，故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案件，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附带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在第一时间确定哪些财产属被告人所有，哪些财产属其亲属所有。这样，不但诉讼经济，而且也能保证被告人财产认定的公正性。
　　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如果法庭将指控方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作为判决财产刑时的必要考虑，这为减少财产刑的空判现象，提高财产刑的实际执结率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建立财产保全制度。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后，应将其个人财产及时登记造册，记录在案。对于可能被隐匿、转移、流失的财产，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及时予以扣押，防止其或其他人员利用各种手段将财产转移、隐匿。同时，对于扣押的财产，应随同案件一同移送，待判处财产刑的判决生效后，及时移送执行人员执行，保证财产刑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3）部门利益之争是我国执法机关对法律执行残缺不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应该说明确而具体，而且《刑法》第六十四条所列财产刑将其规定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就是从立法上把这一权力交由人民法院行使，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该条规定应该说是清楚的，造成财产不能移送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部门利益所在，名义上说这部分财物上交了国库或者退赔了当事人，实际上这部分财物都由不移送机关自行做了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刑法》第六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一款，即第二款规定：上述财产刑由受理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样不仅能保证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到位际财产状况，通过退赔、返还，在保护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致使他们在丧失自由的同时，无端地丧，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根据犯罪分子的实失应该属于他们自己支配的财物。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的对策

（1）建立财产刑判决前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为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这对保证债权人在法院判决胜诉后的债权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建立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刑的执行在性质上虽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但在许多具体执行程序措施方法上应当比民事执行要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调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各种资产、各项债权等根据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财产刑处罚进行必要的财产保全。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财产刑的判决和实际执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财产刑的判决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了财产线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被判处了自由刑的同时并处了财产刑，从判决生效到执行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亲属对法院判决的“又打又罚”往往产生敌对的情绪，总要想方设法的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为财产刑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没有财产刑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待到判决生效后执行开始时，罪犯的财产状况不明，执行人员调查不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使财产刑的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之中，造成了难以执结或执结率低的状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执行人力和时间。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有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而在财产刑执行中只能靠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工作效率比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属设置的人为障碍，就更不易查清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如果建立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法院执行人员就可根据已知的保全财产的财产线索，使罪犯在短时间里就可受到经济制裁，从而提高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防止发生新的犯罪行为。这样既为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被告人有并处适用财产刑的财产证据提供基础，也为财产刑判决后的执行提供可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使财产刑的执行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避免了财产刑的的空判和无法执行。

（2）采用财产刑先予执行制度。庭审通过阅卷、分析案情，初步确定拟判决被告人缴纳的财产刑数额；告知被告人由其转告其家人拟判决财产刑的数额，由其家人代其交纳拟判决财产刑相当数额的保证金或保证财产。判决确定后再从中扣除应执行的财产，剩余财产予以返还。这种方法，财产的所有权仍是被告人所有，法院未予以执行，但对财产的处分权因被告人可能被判有罪需承担财产刑这一事实而予以限制，合情合理，又不违背法律规定。判决时将被告人家人主动缴纳拟判决的罚金、没收的财产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作出对被告人应判自由刑的从轻判决。以主动缴纳财产保证先置，以考查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并以之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刑法量刑情节中有一个自首情节，是被告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则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自首表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同时也协助了侦察机关、司法机关节省办案资源和精力。对于自愿主动协助执行财产刑的行为，我们也应考虑到被告人主观上的认罪因素，作为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因此，如被告人让其家人主动提供财产保证，则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考虑，这样做能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主动配合财产刑执行。

（3）法庭应根据犯罪分子本人经济情况确定罚金数额，克服罚金刑的不平等性。目前在财产刑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可供执行能力差造成财产刑执结率极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对被告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不是根据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审理而作出财产刑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确定罚金和没收财产数额时，对应否考虑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情况未作规定。因而在决定罚金数额时，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就有可能使罚金数额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罚金刑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相同的数额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势必因为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响罚金刑应有作用的发挥。在判决罚金刑时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必要考虑，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就是对有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人适当多判，对确无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这将所使判处的财产刑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执行意义，避免了空判，这也是减轻财产刑执行压力的措施之一。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的对策

（1）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完善财产刑的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这就明确规定判决罚金刑时人民法院应指定具体的缴纳期限、缴纳方式。至于罚金刑的缴纳期限，笔者认为，对于单处罚金的罪犯，一般不应规定过长的缴纳期限，限制在一个月内为宜；对于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罪犯，应按罪犯的履行能力来确定，如有履行能力应以在服刑期间交纳为宜，如无履行能力则待其出狱后赚钱交纳罚金。
　　为了保证罚金刑的履行，应对被判处罚金刑罪犯的活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财产刑判决生效后，为了加大财产刑罪犯的执行力度，应按照罪犯判处的主刑刑期分类，及时移送和立案。移送执行时罪犯已释放的，由执行人员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罚金刑；罪犯没有释放的，中止执行，然后按释放日期由执行局内勤统一存放，并随时与罪犯的服刑场所联系，了解罪犯减刑、假释情况，以便及时恢复财产刑的执行，确保财产刑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执结。刑事生效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及上级人民法院应定期对刑事案件卷宗进行检查，如发现未移送执行的，应以错案对待，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从而减少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