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财社[2012]574号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管理，确保储备资金的安全和保值，依据《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对《北京市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京财社［2008］1943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二年四月五日



附件：

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保值，根据《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资金（以下简称储备资金）是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储备物资的实物采购、仓储、养护、检测、运输、销毁以及基本生产能力保障。储备资金必须严格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担北京市医药物资储备任务并占用储备资金的单位（以下简称储备单位），以及与医药物资储备管理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

第四条 医药储备物资实行“保值轮储，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储备资金的来源：

⑴ 财政拨款;

　　⑵ 储备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⑶ 社会捐款及其他来源。

　　 第二章 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第六条 储备资金的安排。市药监局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在每年年度末结合储备任务编制下年度支出计划，经北京市医药储备管理联席小组会议（以下简称联席小组会议）通过后报市财政局安排落实医药物资储备资金。

第七条 储备资金的申请。储备单位根据下达的储备计划，按照储备物资的实际采购价格，并结合储备资金结余情况，向市药监局提出书面资金申请。

第八条 储备资金的审核。市药监局对储备单位上报的申请，从品种、数量、规格、金额等情况严格把关审核，结合本部门储备资金结存情况，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

第九条 储备资金的拨付。市财政局根据市药监局的申请，按规定程序将储备资金下达市药监局。市药监局向储备单位下达正式通知，并拨付储备资金。

第十条 储备资金的调整。因储备计划调整或其它因素影响，对储备单位的医药储备品种数量进行调整时，经联席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后，对储备单位占用的储备资金同时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增加储备规模计划的，由市财政局根据储备资金结余情况，安排落实储备资金，由市药监局向储备单位下达书面资金调整通知；调整减少储备规模计划的，储备单位应将已轮转销售并收回的资金于年度内交回市药监局,统筹用于完成当年及以后年度的储备任务。

第十一条 医药储备物资按规定调用后，储备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与接收单位进行结算收回货款，结算价格原则上不低于储备成本价格。

第三章 财务管理

第十二条 市药监局及储备单位，应严格执行财务管理的各项规定,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储备资金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报表制度。

第十三条 储备单位应指定专门财务人员负责储备资金的管理工作，并保持财务人员的相对稳定和连续性。

第十四条 储备单位应对拨入的储备资金实行专户专帐管理，准确反映储备资金的使用和结存情况。对储备物资品种、数量单独设立实物台帐，做好储备物资入库、调用、轮转、报损核销等详细记录，确保账实相符。

第十五条 储备资金在储备单位内形成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相应冲抵储备单位因承担储备任务发生的财务费用。

第十六条 保值轮储品种的储备资金由储备单位保值使用。储备单位因承担储备任务所发生的仓储、养护、运输、检测等全部费用由储备单位自行解决。

第十七条 核销报损品种的储备资金由财政拨款安排落实。储备单位因承担储备任务所发生的仓储、养护、运输、检测、销毁等相关费用，经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审后，按照评审结果由财政安排落实相关储备资金。

第十八条 储备单位每年将储备资金收支情况按财政要求填报年度决算报表。年度终了，由市药监局将储备资金决算情况报市财政局审核，报市审计局备查，通报联席小组会议。

第十九条 经联席小组会议通过可报损核销的储备物资,由储备单位在储备物资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按品种、规格、数量、金额向市药监局申请采购资金。为保证储备物资及时储备到位，市财政局根据市药监局报送的相关情况，提前安排储备单位采购资金。

第二十条 关于报损核销的储备物资，储备单位应根据储备物资有效期届满当月盘库实际情况，按照品种、规格、数量、金额等情况并附有关证明材料，每半年向市药监局上报核销报告。申请报损核销的储备物资应与前期申请追加采购资金的核销物资内容相符。市药监局审核后，向市财政局申请报损核销处置。

第二十一条 储备单位因不可抗力和国家及北京市政策重大调整造成的储备物资损失，应及时根据核实的损失情况，按照品种、规格、数量、金额等情况，并附有关证明材料，向市药监局上报核销报告，市药监局审核并经联席小组会议讨论后，向市财政局申请报损核销处置，经市财政局批复同意后办理核销。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二条 储备单位每年度对储备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报市药监局备案。市药监局要会同审计、监察、财政等部门对储备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在联席小组会议上进行通报。资金检查情况作为确立储备单位的主要依据之一。

第二十三条 为客观反映储备资金的使用情况，由市药监局组织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储备单位进行年度储备资金的清算审计，并将审计报告通报联席会议并报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备案。

第二十四条 相关单位要按规定管好用好医药物资储备资金，对于虚报、冒领、截用、挪用、挤占储备资金等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和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实施。《北京市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京财社[2008]1943号）同时废止。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