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国土资源管理法治化的意见

国土资发〔2011〕1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部机关各司局：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好新形势下的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工作，实现国土资源管理法治化，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

　　1.进一步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土资源部党组始终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把依法行政作为建部兴业的重要举措，作为关系国土资源改革与发展、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来抓。近年来，在全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具有国土资源特色的依法行政制度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国土资源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全系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能力大幅提升，行政权力运行日益规范，执法监督不断强化，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取得明显成效。

　　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长，资源供需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土地和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更加凸显。资源配置不仅关系到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关系到国土资源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国土资源不但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更关系国家社会安全。面对复杂的形势，必须把依法行政纳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全局当中来谋划，在保障发展中不断完善国土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来提高服务和监管的水平；在保护资源中充分发挥国土资源管理制度的管控作用，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在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当中树立国土资源管理法治权威，来遏制违法违规的势头；在保障群众的权益中彰显国土资源执法的良好形象，来提高国土资源管理的公信力。

　　2.进一步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进一步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实现国土资源管理法治化为目标，健全决策程序，规范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监督，继续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财政预算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改革，推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的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提升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提升，直接影响国土资源管理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成效。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国土资源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国土资源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宪法、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充分掌握应知应会的法律知识，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观念。深入学习《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行政法律，使全系统干部熟悉行政程序，提高尊重程序、遵守程序、运用程序的自觉性。完善国土资源领导干部集体学法、法制讲座学法等制度；积极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工作，把法律法规学习课程纳入全系统各类培训中，建立干部任职前法律培训和考试制度，建立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题库，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国土资源管理中突出问题和矛盾的能力；定期进行对国土资源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重视选拔任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国土资源管理法治化的优秀干部。

　　4.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法制机构组织、各业务机构承担的依法行政体制。每年至少听取两次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掌握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和任务，必须保障依法行政工作经费。建立依法行政工作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5.转变国土资源管理职能。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行管理或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不要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解决，从而确保政府职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不断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科学合理划分审批权限，不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二、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6.健全国土资源决策程序。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国土资源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完善内部会审制度和听证制度，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引入竞争性项目社会评审机制，提高决策效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重大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策的，个人不得擅自决策。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策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作出行政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重大决策事项要经部门常务会议或者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必须在会前或者讨论前交由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审查未通过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7.建立国土资源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影响面广、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国土资源管理重大项目、重大改革措施、重大资金分配使用、重大政策文件出台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评估，重点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资源利用可持续、社会稳定、廉政风险等方面进行评估，了解政策的预期效果、对公众的影响以及风险成本等，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建立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国土资源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工作制度，建立调查论证、会商分析、综合研判的国土资源重大决策风险化解机制。风险评估结果应作为国土资源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8.全面落实国土资源听证制度。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组织听证的必须按照公正、公平、公开、便民的原则组织听证。规范听证程序，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和程序组织听证，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利益相关人必须占大多数。强化听证效力，对涉及相对人重大利益的，多数听证代表持反对意见的，决策要慎重，要认真组织研究听证意见，不予采纳的要说明理由，并及时向上级汇报听证情况及意见采纳情况，将听证结果作为决策的备查材料。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除依法应当组织听证的以外，对涉及相对人直接利益的土地整治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矿区整合等重大事项，也要逐步推行听证。

　　9.完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国土资源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积极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机制。国土资源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除依法需要保密及应急性的事项外，应当采取听证会、座谈会、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要积极开展国土资源法律法规体系框架的统筹研究，实行项目储备。加强项目计划管理，强化进度管控，实行中期通报和年终总结制度。建立将成熟的规范性文件及时上升为规章的机制。要及时将国土资源管理改革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制度措施，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国土资源法律体系。

　　10.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时清理、自动更新”机制。法规清理是对国土资源管理水平的直接检验和评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立法机关的要求，认真开展法规清理工作，建立主动清理、定期清理和专项清理相结合的清理工作机制。清理工作结束后，应当将清理结果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适当形式通过报刊、网站等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布。起草新的法规、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时，要对已经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梳理，研究新文件与以往文件的逻辑关系，提出对以往文件的处理意见，实现“实时清理”。探索建立法规编纂工作制度。将现行有效的规章和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汇编成册，作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定文本。建立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数据库，将涉及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纳入数据库，并进行适时更新。

　　11.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审批等事项，不得违法作出限制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和增设义务的决定。科学管理规范性文件发文计划，重要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建立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必须规定有效期，一般不得超过5年。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规范性文件发布后一个月内报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探索建立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的“三统一”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由法制工作机构对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审查，需要会议讨论审议的，应在会前由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超越法定权限，设定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增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不予审查通过。经审查通过的规范性文件，部门负责同志方可签署。规范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应用解释工作，积极配合立法机关解释活动，建立行政管理相对人、专家学者、社会中介机构等多渠道解释事项收集制度，做好对规章的立法解释、对法律法规适用的行政解释和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等三类解释工作，并由法制工作机构按照专门类别统一解释、统一编号、定期发布。

　　12.推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落实《国土资源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办法》，全面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评估结果要作为国土资源立法和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设计、实施效果、立法质量、存在问题等进行全面评估。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规章实施满2年的，必须进行评估。评估绩效报告应作为修改或者废止规章、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主要依据，要向社会公开发布。要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下一年度的发文计划，科学推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

　　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3.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逐步推广审批集中和批、管分离，推动行政审批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强化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着力解决“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切实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和资源配置方式。加快建立全国规则统一、程序科学、公开透明的土地资源有形交易市场。

　　14.规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交易行为。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制度，逐步扩大范围、规范程序。推进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新设矿业权，深化土地和矿业权审批制度改革，严格实行审批接办分离、网上报批、联网审查、集体会审、限时办结、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深入治理土地交易过程中串标、设定限制条件和门槛、商业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问题，解决矿业权出让公开竞争制度不健全、交易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推进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和网上监管，建立矿业权交易制度，依法规范交易活动。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后的监管力度，建设用地出让后，必须依法管控，不得擅自调整修改容积率指标等土地出让条件，依法改变土地用途和调整容积率指标的，应依法按照市场价格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强化土地和矿业权市场动态监测监管，完善和深化土地“批、供、用、补、查”信息监管系统。

　　15.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大国土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确定公开事项，制定公开目录，设立公开标准。及时公开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每年公布现行有效的规章和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未公开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执法依据；重点公开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财政预算、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规划计划执行情况、重要业务进展情况、重要统计数据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需广大公众参与的政府信息；全面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和门户网站提高公共查询服务水平，提供土地登记资料、地质资料和行政审批结果等信息资料的公开查询，建立国土资源便民统一查询平台系统，实现国土资源信息查询的互联互通，促进国土资源信息资料查询的集群化产业化发展。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公开内容、公开方式、公开时间等定期开展评议考核。

　　16.加强资源市场中介机构管理。积极引导资源市场中介机构健康发展，鼓励中介机构为国土资源技术业务提供支撑。加强对行业协会以及土地整理、土地估价、储量评审和矿业权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管理，严格行业资质、加强行业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应当由行业协会承担的必须交由其承担。尽快制定资源市场中介机构管理的法规规章，规范业务范围、从业人员资格、资金管理等。加快制定土地估价管理办法和矿业权评估行业管理办法，建立中介机构廉洁从业和诚信档案，加大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的责任追究力度。严禁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经营性事业单位或中介机构交叉任职，切实做好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四、推进财政预算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改革

　　17.规范财政预算资金的分配。各级预算单位要依法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按照程序编制预算，重大预算项目必须提交集体讨论、民主决策。专项资金的分配必须公正公开、依据充分、用途明确，严格按照规定编制预算细化方案，如需调整预算项目及经费必须报经有关部门核批。

　　18.提高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按照预算法及现行有关财务制度使用各类预算资金，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合理使用资金，努力提高效率。探索建立资金特别是重大专项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益评价机制，研究制定重大专项资金使用效率考核指标体系和具体标准，推进项目绩效考核。建立资金分配和使用奖惩制度，将财政预算资金使用考核评估结果与今后预算资金的分配相挂钩。

　　19.加强财政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监管。加强对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基本农田保护、地质找矿、矿山环境治理、资源节约利用、境外勘查开采、地质灾害防治、科技项目等方面的资金使用监督。对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探矿权和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等专项收入安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要进一步加强审计。进一步完善内部财务审计、领导干部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积极推进行政问责制，严肃追究各类财经违法行为，促进国土资源反腐倡廉建设。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支持配合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五、规范执法行为

　　20.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立案、回避、调查取证、告知、审查、送达等执法程序，加强程序制度建设。严格依照执法程序办事，按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规定，依法应当回避、告知、听证的，必须履行有关程序。规范执法裁量权行使，建立国土资源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合理细化自由裁量权情形、科学量化自由裁量权权限，制定自由裁量权适用范围和规则，严格限制裁量权的行使。加强执法程序监督，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前，必须由法制部门对其是否存在程序瑕疵进行审核。

　　21.提高执法能力。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 “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坚持程序和实体并重。加强国土资源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处置和疏导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运用高科技手段执法，探索违法线索网上举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22.规范查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情况及时对执法依据进行调整和梳理，制定国土资源违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标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立案标准和执法依据。通过12336国土资源违法线索举报热线、来信来访等方式多渠道收集违法线索。国土资源违规违法案件查处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权限，查处过程要公开透明，对重大、特别重大或者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要及时向社会通报查处过程和结果。

　　23.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标准争议裁决机制，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要先行协调，协调不成的，依法进行裁决。注重运用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完善国土资源行政调解制度，科学界定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要主动排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的矛盾纠纷隐患，对国土资源管理过程中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要主动进行调解。

　　24.强化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和内部管理的层级监督作用，强化内部纠错机制。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决定，对拒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加强行政复议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复议决定的全国查询。探索开展相对集中的行政复议审理工作，强化行政复议委员会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工作制度。完善行政应诉制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和行政诉讼旁听制度。

　　25.严格国土资源行政问责。严格国土资源行政问责，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督促和约束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分解执法职责，细化执法标准。注重群众和舆论监督，认真做好国土资源行政应诉工作，严格行政问责。

　　六、加强监督和组织保障

　　26.正确处理依法行政和改革创新的关系。依法行政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只有改革创新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行政，才能为依法行政提供不竭动力。依法行政为改革创新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改革创新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必须以依法行政为前提，不能突破现行政策法律规定。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创新必须先行试点，储备政策制度。批准试点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确保局部试点、封闭运行、规范管理、依法推进、结果可控，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展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不断调整试点方案和政策，校正试点偏差。在试点基础上取得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要及时上升为政策法律，确保试点工作在依法行政基础上规范运行。

　　27.加强依法行政督促检查。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定期对本单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行考核，将依法行政要求纳入绩效管理评估指标体系，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责任制考核的依据。建立依法行政定期检查制度，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对本省内的依法行政工作进行检查；每五年由国土资源部组织对全国的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工作进行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严格实行国土资源依法行政报告制度，每年应对依法行政工作进行总结，将总结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建立依法行政表彰批评机制，加强宣传依法行政工作典型经验。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先进单位在重大资金项目安排、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重大试点改革、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的政策给予支持，对个人可优先选拔任用并在年度考核、创先评优等活动中予以倾斜；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国土资源管理法治化的优秀干部;对依法行政工作不力的单位要予以通报批评、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取消评优资格。

　　28．建立健全国土资源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在地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必须单独设立国土资源法制机构并配备必要的专业工作人员。加大国土资源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不断增强干部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要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干部。

　　29．加强基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建设。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结合五年规划实施情况，制定依法行政的年度工作计划与检查考核标准，每年定期开展依法行政检查和调研，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加强基层国土资源所的建设，强化职能定位，提高干部意识，抓紧落实和解决人员、编制、经费、设施等问题。

　　30.建立健全“制度+科技”的工作机制。探索运用科技手段完善反腐倡廉建设协调机制，形成多方联动、上下互动的反腐倡廉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健全完善全国土地利用“一张图”和土地“批、供、用、补、查”综合电子信息监管平台，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纳入遥感监测范围，利用“一张图”管地、管矿，健全完善“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国土资源综合监管体系。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公局域网都要把所有的监管内容定制到运行软件中，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信息公开。积极建立健全规则统一、程序科学、公开透明的土地和矿业权交易平台，变分散交易为集中交易，统一信息发布、交易规则和运作监管；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坚持接办分离，网上报批、网上公布，建设统一的网上审批平台和电子监察系统。

　　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精神，研究本地区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工作的总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确定重点、扎实推进、锐意进取，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

　　从发文之日起，本意见的有效期为10年。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论共同继承遗产的分割规则
　　　　　　　　　　　　－－以《物权法》的解释和《继承法》的修改为视角

　　　　　　　　　　　李国强 吉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共同继承遗产 分割请求权 分割溯及力
　　内容提要: 基于继承权而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的财产权利，首先应确定属于共有，其次应确定为按份共有，而其份额即为应继份。分割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通常行使分割请求权的主体是共同继承人。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具体情形的改变，可能扩张分割请求权主体的范围。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三种分割依据中，协议分割和诉讼分割应是选择性的。遗产分割后没有溯及力，分割后共同继承人之间应负担瑕疵担保责任。


我国现行《继承法》只有对遗产分割的原则性规定而缺乏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具体而明确的规则。（《继承法》第四章“遗产的处理”用 12 个条文规定了遗产处理包括遗产分割的内容，但缺乏对数人共同继承遗产所有权关系的定性和分割请求权行使等具体规则的规定，在涉及到复杂的遗产关系处理，尤其是共同继承遗产分割时很难有针对性的适用。）随着2007 年《物权法》的施行，包括分割共同继承遗产规则在内的分割共有财产的规则也值得在解释论上重新探讨，尤其是《物权法》对于共同继承遗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并未予以明示。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于共同继承遗产的共有类型和分割规则的规定也并不一致，而分割规则的确立必须在确定共有关系性质的基础之上。本文拟以确定数人共同继承遗产为按份共有关系为前提，在解释论上明确共同继承遗产的分割规则，并对《继承法》的修改提出具体意见。
一、共同继承遗产应确定为按份共有——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前提性判断
( 一) 共同共有说的检讨
关于共同继承遗产共有关系的界定，我国学者通说认为，遗产分割前的共有属于共同共有，其理由大致为： 当死者有数个继承人时，其中任何继承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遗产的所有权，遗产只能为全体继承人共有，而且在遗产协商分割前，不能确定各继承人对遗产的份额，因此，在遗产分割前全体继承人对遗产的共有只能是共同共有。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 第88 条和第177 条。（《民法通则意见》第 88 条规定： “对于共有财产，部分共有人主张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主张共同共有，如果不能证明财产是按份共有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第 177 条规定： “……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物权法》颁布之后就成为错误的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共同共有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民法通则意见》第88 条和第177 条的解释依据是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 1151 条的规定： “继承人有数人时，在分割遗产前，各继承人对于遗产全部为公同共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说的“公同共有”等同于“共同共有”。）该规定作为在先的立法，其影响延续至今，导致学界多认为共同继承遗产属于共同共有。（注：王利明教授等就认为： 我国《继承法》虽未规定共同继承遗产的性质，但也应当做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151 条同样的认定。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 《民法学》(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7 页。）因此，在《继承法》和《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采取了共同共有的观点。但该两条规定现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明文废止，因其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 2007 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 第七批) 的决定》( 法释〔2008〕15 号)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88 条、第94 条、第115 条、第117 条、第118 条、第177 条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因此，共同共有的观点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
第二，共同继承遗产缺乏稳定的共同关系。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不同，主要不是基于共有人的共同意志而发生，而是必须以特定共同关系的存在作为发生的必要条件； 没有特定共同关系的存在，就不能发生共同共有关系。例如，以婚姻关系或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为必要条件所发生的共同共有关系。而在“家”的解体的现代社会，除少数构成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以外，共同继承人虽主要由亲属构成但缺乏共同关系。共同共有的起源与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日耳曼法史上，“……所有家产都属于家属共有，在家父死亡后，已成年的兄弟通常并不分割家产，而由年长的兄弟承继管理家产的权利，同时担负起祭祀祖先的义务，继续维持共同生活，但家产则属于全体家族”。[1]共同关系实质就是一种身份关系。无论是家庭共同共有、夫妻共同共有，还是其他共同共有，各共同共有人都具备一定的身份，或为家庭成员，或为配偶等。在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制定的年代，“家”的观念仍然存在，即使尊长死亡，普通情形仍不分析家产。[2]182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共同生活的“家”逐渐解体，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成为社会常态，这直接导致作为继承人范围的亲属和家庭成员身份背离。
第三，共同继承遗产关系只能暂时存续，其必然走向分割共有财产的结局，而共同共有的全体一致决规则极易导致陷入分割僵局。这与遗产共有的目的是不相符的。因此，即使是主张共同共有说的学者，也认为遗产共有与普通共同共有存在不同，遗产共同共有系以遗产分割为终局目的，分割的依据为共同继承，并以遗产归继承人单独所有为分割目的。[3]167继承遗产的共同共有立法不仅对共同继承遗产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按份共有法理进行设计( 如有应继份之分) ，而且对共同继承遗产的外部关系也依据按份共有法理进行设计( 如按应继份清偿债务) 。这种立法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综上，如果共同继承人没有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就不能认定对遗产是共同共有。
( 二) 以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的思路解读按份共有说
在共同继承的场合，只有在遗产最终分割完成时才能明确权利主体的具体变更，继承开始前和遗产分割完成后这两个阶段适用的规则是近代以个人主义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法制度指向的内容，而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虽然按照现行《继承法》第 2 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并没有确定遗产的具体权利人，而只能概括地说遗产属于全体继承人共有。因此，继承法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确定特殊的继承法规则是与现行物权制度衔接的必要途径，其思路为继承权向所有权的转化，以共有来代替单独所有。
继承开始前，存在双重的权利主体： 一为所有权主体； 二为期待继承权主体。继承权向单独所有权转化，会跨越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被继承人死亡前，被继承人是所有权的主体，客体为被继承人所拥有的财产； 第二阶段为继承开始后至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成为继承权主体，客体为遗产，此阶段涉及到物权法和继承法的衔接； 第三阶段为遗产分割后，继承人实际占有遗产或办理完所有权登记后，继承权主体转化为所有权主体，所有权的客体为基于继承而获得的财产。[4]在第二阶段，共同继承人的财产关系只能是一种共有。由于继承人的范围受亲属关系的影响，如果共同继承人之间还处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如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仍然共同生活，此种情况下是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由于被继承人的亲属之间不具有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继承人之间以暂时共有财产权利为必要，其享有和行使对遗产权利的意思不会总是一致，而按份共有的表决机制恰与其应继份相关联，应继份的明确与共同关系的模糊形成对照。此时，即使采共同共有说的立法例，也在将共同继承遗产视为共同共有的基础上依据共同继承人的特殊需要，设计了与一般共同共有规则不同的特殊共同继承遗产规则。特殊共同继承遗产规则与一般共同共有规则相悖，却与将共同继承遗产视为按份共有所形成的规则相一致。[5]这种基于继承权而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的财产权利，首先应确定属于共有，其次应确定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共有关系，而其份额即为应继份。允许共同继承人享有应继份、指定应继份以及随时分割遗产请求权存在，表明共有遗产所体现的共同利益关系具有份额性。[5]
二、共同继承遗产进行分割的前提——分割请求权的行使
如果没有被继承人禁止分割的遗嘱，也没有共同继承人不得分割的约定，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义务维持共有状态，并且即使遗嘱和约定限制遗产分割，其也不是无限期的。如果被继承人已经通过生前行为或遗嘱实施分割，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限度内分割是有效的。除此之外，每一个共同继承人都享有要求分割遗产的权利，以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为代表的立法例称这种权利为分割请求权。
( 一) 分割请求权性质上为形成权
通说认为，分割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该权利并不意味着要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只要共有人提出请求，就会产生分割的效果。笔者同意上述观点。首先，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性质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须先从民事权利分类理论中寻找根据。共有分割请求权的实现过程中不存在实质意义的给付，因此不符合请求权的性质。因为根据请求权的概念，请求权的实现是建立在义务人履行义务基础上的，即必须有义务人的给付行为方可实现权利。而形成权“指的是由特定的人享有的、通过其单方行为性质的形成宣告来实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确定一个法律关系的内容、或者变更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终止或者废止一个法律关系而导致权利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6]共同继承中的分割请求权具备形成权的特征。“形成权通常系以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为之，于相对人了解，或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称为单纯形成权，多数形成权属之。”[7]如果各继承人之间达成协议并分割完毕，则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而如果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分割，分割请求权人诉请分割，该诉讼为形成诉讼，形成判决确定后，分割请求权人及其他共有人的单独所有权就确定地取得了。
( 二) 行使分割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扩张
通常情形下，行使分割请求权的主体是共同继承人，除非继承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共同继承人如被附停止条件地做出分配，其无权在条件未成就时就请求分割，但其他共同继承人在对附条件的继承人在条件成就时的应得部分提供适当担保后，可以请求分割。
但是，基于按份共有的属性，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具体情形的改变，也可能扩张分割请求权主体的范围。其一，共同继承人不待遗产分割，即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则该第三人即取得分割请求权。需要注意的是，此种份额转让需要符合《物权法》第 101 条的规定，即其他共同继承人应当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二，发生了转继承的情形，继承人的继承人请求分割。如共同继承人之一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任何继承人都可以请求分割，但在分割中，其全部继承人应视为一个单一的人，并且他们必须共同行动或通过一个共同的代理人行动。[8]
( 三) 分割请求权行使的限制
分割请求权可以自由行使，但也会受到法定或约定的限制。有学者认为，分割自由受到五个方面的限制： 非经遗产债务清偿，不得分割遗产；遗嘱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分割的，不得分割遗产； 继承人协议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分割的，不得分割； 胎儿利益保护的； 因分割严重损害遗产经济价值而需暂缓分割的。[3]169 －170笔者不完全赞同该观点。其一，非经债务清偿而限制遗产分割不具有合理性。在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不一定能够及时主张债权，继承人也不一定能够及时了解负债情况，换句话说，分割遗产时很可能不能明确处理债务清偿的问题，而遗产分割后，由继承人按照分得份额承担债务，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来说非常有利。其二，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限制，因为我国现行《继承法》采取的是为胎儿保留特留份的做法，已经在分割之前就解决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故不能因此而影响分割请求权的行使。其三，基于财产效益的发挥而限制分割遗产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所谓严重损害遗产经济价值的判断标准很难把握，反而限制了共同继承人的自由意思，不利于贯彻物尽其用原则。所以，笔者赞同第二和第三个方面限制合理，试分述如下。
1、被继承人的遗嘱禁止分割的限制。被继承人以遗嘱禁止遗产分割的对象，得为遗产的全部或一部； 禁止的方法可以是绝对的禁止，也可以允许继承人的全体或多数决为分割的相对禁止。虽以遗嘱禁止分割，如经全体继承人的同意仍不妨碍分割。现行《继承法》第 21 条规定：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据此，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以遗嘱之单独行为明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不分割遗产的，可以认为属于该条的“附有义务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还应类推适用《物权法》第 99条规定：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规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对该单独行为予以规制，即不得在遗嘱中规定永不得分割，否则无效。笔者认为，《继承法》中应当规定不得分割期限的上限。如遗嘱中的不得分割期限超过此上限的，应缩短为上限期限。
2、共同继承人不分割协议的限制。共同继承人全体合意可以订立不分割协议。我国台湾地区在理论和实务上，均认为“虽有不许分割之特约，若共有人因重要事由主张分割现有利益时，则该特约亦许变更，准予请求分割”。[9]根据《物权法》第 99 条规定，可将共同继承人不分割协议的规则解释如下： 第一，继承人分割请求权行使自由应受不分割协议的限制，但如果继承人约定了永久不分割的协议，应为无效； 或者在解释上将永不分割的约定视为“约定不明确的”情况。第二，继承人协议在一定期限内不分割也应该规定期限上限；超越上限的，缩短为上限期限。第三，不分割协议达成后，某个继承人转让其应继份于第三人时，不分割协议对第三人有拘束力。因为，如果第三人知道存在不分割协议仍然受让应继份，加入共有关系的，自然应受不分割协议的拘束； 如果第三人确实不知存在不分割协议的，因为第三人加入共有关系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在共有物上实现其用益，而不分割协议与他的目的无悖。另外，如果认为对第三人没有拘束力，让与人很容易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借让与达到规避不分割协议的目的。此三项解释规则，修改《继承法》应当予以明确。
三、共同继承遗产的分割依据与分割方法的选择
遗产分割的依据主要区分为三种： 其一，基于被继承人的遗嘱进行分割； 其二，基于继承人之间的协议进行分割的协议分割； 其三，通过审判进行分割的诉讼分割。当然，诉讼分割也可能因调解而达成协议，依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分割。
( 一) 协议分割和诉讼分割应是选择性的
传统观点认为，协议分割是诉讼分割的前置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 824 条规定： “……分割之方法不能协议决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请求，……”。虽然仅以“分割的方法，不能协议决定”为提起诉讼的前提，但共有人间根本不愿分割者，也应当包括在内，因此，提起分割诉讼须以共有人不能协议分割为要件，不得未经协议而径行起诉。（注：王泽鉴： 《民法物权 1 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2 页。与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一致的是《日本民法典》第 258 条第 1 款规定： “对于分割，共有人不能达成协议时，可以请求法院对其分割。”）而我国大陆学者认为： “如果共有人之间已经达成分割共有财产的协议，那么部分共有人就不得提起分割共有财产之诉。……部分共有人不履行分割协议的，应该提起给付之诉，而非请求分割财产之诉。”[10]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共有人只能通过形成诉讼的方式行使分割请求权，而且形成诉权本身也赋予了共有人可以随时提起分割诉讼的权利，但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共有人可以在诉讼途径外达成分割协议并依此履行，该分割协议的达成并不能消除共有人所固有的形成诉权。共有人协商这种封闭的自由交易，免不了少数人钳制的问题，共有人在协商中固执己见，导致效率的低下。[11]292可以说，分割协议的达成只是使共有人又多了一个债权请求权的分割途径，共有人可以选择行使分割协议上的债权请求权，也可以行使固有的形成权。在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有效存在的情况下或者共有人根本就未协议分割的，共有人都可以行使其固有的形成权诉请分割。因此，《物权法》第 100 条确立的是诉讼分割下的裁判规范，只是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私法自治，而设“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语句。“达不成协议”是事实性描述语句，在此情况下共有人可以诉请司法救济。另外，当共同继承人达成分割协议后，其中之一继承人让与其应有部分的，不论受让人知否分割协议的存在，受让人在行使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和行使固有的分割请求权之间享有选择权。
( 二) 共同继承遗产分割中分割方法的选择
无论哪种分割，都需要在分割中确定分割方法。根据《物权法》第 100 条规定：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 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该条宣示了遗产分割中的三种实现方法，即实物分割、折价分割和拍卖、变卖分割。根据条文的语词顺序，分割实现时首先要考虑共有物是否可以实物分割，在不适于实物分割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折价分割或拍卖、变卖分割。这与《继承法》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定保持一致：“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需要注意的是，《继承法》第 29条第 2 款规定实际上允许继续保留继承人的共有关系。应当说，诉讼分割中出现需要共同继承人在不宜分割状态下继续按份共有状态，只要不违反意思自治原则，也可能更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继承法》修改后应继续坚持这种规定。
四、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效力
( 一) 确认遗产分割后没有溯及力
继承人分割取得遗产的溯及力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移转主义，认为遗产分割具有转移效力或创设效力，遗产自分割时起发生归属和移转的效力，即以分割为一种交换各继承人因分割而互相让与其各自的应有部分，而取得分配与自己的物的单独所有权，德国采用此立法例。二是溯及主义( 宣言主义) ，认为遗产分割溯及继承开始发生效力，即因分割各自受分配的物，溯及于继承开始时已专属于自己所有。法国、我国台湾地区修法前采用此立法例。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立法之初学说多认为民法第 909 条采溯及主义，但最高裁判所昭和 46 年判例却采实质上的移转主义的解释。[12]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产分割的溯及力没有明确规定，理论存在诸多争议。
笔者认为，依据共同继承遗产分割前的按份共有属性，遗产分割的效力应采移转主义，理由如下： 其一，移转主义更能说明共有物分割中的权利变化，且与《物权法》的规定一致。共同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取得的是依据应继份对遗产的按份共有权，这符合《物权法》第 29 条规定。继承人分割所得的财产是对不同于共有物的新的标的物的权利，把共有物分割成多个权利客体，“分割”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各共有人相互间的集体交易”，把抽象的应继份变成具体的单独所有权。[11]291其二，相较于溯及主义特别规定的瑕疵担保责任，移转主义的解释更合理。采用溯及主义的解释，继承人应当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瑕疵，如此解释会导致共同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的丧失，所以需要特别规定共同继承人之间互相负担与出卖人相同的瑕疵担保责任。[2]211移转主义则认为，继承人间相互交换应有部分，所以与出卖人负同样的瑕疵担保责任。因此，《继承法》修改应该明确采用移转主义的规定。
( 二) 共同继承人的瑕疵担保责任
关于遗产分割的瑕疵担保责任，我国现行《继承法》没有规定。为了防止由于分得遗产的瑕疵而造成继承人之间实质上的不公平，《继承法》应当增加规定遗产分割时继承人相互负瑕疵担保责任。遗产的瑕疵担保责任应当包括继承人分得实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分得债权的瑕疵担保责任。[3]175
1、对遗产物权瑕疵担保责任。遗产分割时各继承人对其他继承人所分得的遗产，应当负与出卖人同样的瑕疵担保责任，包括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2]249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指担保遗产标的物的价值、效用或品质无瑕疵； 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指担保遗产标的物的权利无瑕疵，不受第三人对遗产标的物主张任何权利。这样的遗产标的物因分割而归属于某一继承人时，让该继承人一人承担损失是不公平的，应由共同继承人共同承担损失，但应以所得的遗产价值为限。
2、对遗产债权的瑕疵担保责任。遗产债权原则上应由共同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收取，但因债权未到期或附停止条件债权的条件未成就等原因，在遗产分割时债权不能收回分配于继承人。如果遗产分割时由某一继承人分得此债权，其他继承人有担保此债权实现的责任。债权因债务人在遗产分割时无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的，该继承人有权要求其他继承人承担担保责任。如果该遗产债权是未届清偿期或附停止条件的，其他继承人应对清偿时债务人的支付能力负担保责任。遗产债权的担保数额原则上以债权额为标准，如果分割遗产时对债权另外进行了估价，则应以估定价格作为担保数额。
共同继承人分割遗产的瑕疵担保责任是法定担保责任，除非继承人在分割遗产时特别约定免除担保责任。遗产的瑕疵担保责任是共同继承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继承人相互只负按份责任，因此，各继承人仅以分割所得的遗产价值为限按比例承担责任。若其中有继承人无力偿还其应分担的比例份额，则应由其他继承人就该部分再按比例分担。但如果不能偿付是由于分得有瑕疵遗产的继承人本身过失所导致，则无权请求其他继承人承担担保责任。另外，如果应继份是被继承人遗嘱指定的范围，那么其瑕疵担保责任则可以以遗嘱明定的方式的排除，但如果被继承人没有明确表示排除瑕疵担保责任，则共同继承人仍然需要负担瑕疵担保责任。
五、结语
关于共同继承遗产的分割规则，修改《继承法》应该明确以下内容： 首先应该确定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共同继承人按份共有遗产，因为在现代社会共同继承人缺乏共有的基础关系； 在此基础上，除非有特别的限制，否则继承人可以自由行使分割请求权，以使遗产转为单独所有加以利用。而在分割的过程中，分割协议虽然能从保障意思自治的角度解决问题，但不宜将分割协议作为诉讼分割的前置程序。最后，对于遗产分割的效力来说，应当认定遗产分割后没有溯及力，同时确定分割后共同继承人之间要负担瑕疵担保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