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限制死刑：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
-----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涛


死刑是一种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治乱世用重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或者实际上不再执行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逐渐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如何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专家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见解。3月11??1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锎笱У穆藜??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俄罗斯限制、废除死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但屡经反复。大连海事大学赵微教授介绍了俄罗斯适用死刑的立法情况和民众的态度。1917年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但此后又恢复了死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确立了“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的原则。1999年，在加入欧盟的压力下，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冻结”了死刑适用，但是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目前，俄罗斯有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因此，俄罗斯在立法层面上能否最终废除死刑还得静观其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芳教授在分析国际上一系列有关限制死刑的公约后，认为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有三个：一是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树立生命权的特殊保护观念，确立严格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二是死刑适用的实体标准：在死刑适用的犯罪标准上应当是“最严重的罪行”且是“蓄意而结果为害命”的犯罪，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对未成年人、孕妇或新生儿母亲、精神病人不能适用死刑，在死刑适用的溯及力上应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三是死刑适用的程序标准有正当程序标准，证据标准、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标准、死刑执行方式的标准、死刑适用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标准等等。黄芳认为，应当努力使我国的国内法在死刑适用的标准上与国际标准相协调，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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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琼府办〔2006〕46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投资环境投诉中心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投资环境投诉中心工作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海南省投资环境投诉中心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优化投资环境，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信访条例》和《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投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下称投诉人），不服或不满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含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下称被投诉对象）依照职权作出的涉及我省投资环境的决定或行为，采用书面、走访等形式，提请海南省投资环境投诉中心（下称投诉中心）协调解决的行为。

　　第三条 投诉中心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处理，惩防结合、纠建并举的原则，依法维护投诉人与被投诉对象合法权益；按照有诉必接、快速反应的要求，做好投诉、接待、受理和服务工作。

　　第四条 投诉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将投诉材料泄露或转给被投诉对象。

　　第五条 投诉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投诉事项，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第六条 投诉中心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交办、转送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

　　（二）承办上级监察机关和本级政府交办的投诉事项；

　　（三）就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进行调查处理；

　　（四）组织、协调、督促各单位、各部门调查处理管辖范围内的投资环境问题，并对下级投资环境监督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五）分析投诉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向省政府提出完善投资环境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七条 投诉中心在工作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要求被投诉对象提供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就投诉问题作出说明，协助和配合调查；

　　（二）责令被投诉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或改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委、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其他影响投资环境的行为；

　　（三）要求被投诉对象就其所造成的危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四）对违反投资环境有关规定，造成损害事实、产生严重影响的投诉对象，将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或建议有关部门诫勉谈话、作出组织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对投诉人的投诉进行阻挡、压制或打击报复的单位和个人，建议有关机关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六）对转办投诉件的调查处理进行督查，必要时可直接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条 投诉中心受理以下投诉：

　　（一）被投诉有不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程序办理事项的行为；

　　（二）被投诉有不执行省委、省政府有关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规定的行为；

　　（三）被投诉有玩忽职守，不认真履行职务（岗位）职责，工作推诿，效率低下，给投资者造成延误或损失的行为；

　　（四）被投诉有违反政务公开原则，暗箱操作，故意纵容或庇护不正当竞争，不履行公开承诺或承诺后不落实的行为；

　　（五）被投诉有利用职权向投资者“吃、拿、卡、要、报”，索取、收受财物，以及参加投资者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消费等活动的行为；

　　（六）被投诉有其它影响投资环境的行为。

　　第九条 投诉中心应引导投诉人在投诉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告知投诉人可以一事一诉，也可对涉及同一部门的数事并诉；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投诉事项的，要求其推选代表（不超过5人），有序投诉。

　　第十条 投诉中心收到投诉事项后，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投诉事项之日起5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投诉人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外。

　　第十一条 投诉中心收到投诉事项，应及时登记，并区分情况，在5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和转来的有关材料，属于受理范围的，按规定进行分类登记，提出拟办意见，呈报省监察厅领导审批；

　　（二）对正在或者已经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以及缺乏事实根据的事项，除告知投诉人正确的投诉渠道和程序外，不予受理；

　　（三）投诉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

　　（四）对转送投诉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果的，可要求接办的行政机关在指定的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办结报告。

　　第十二条 投诉中心在转送、交办投诉事项时，应当同时告知有关行政机关从接诉之日起5日内将是否受理的决定书面告知投诉人，并按要求通报投诉中心。

　　第十三条 投诉中心应当根据受理的投诉事项性质，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重大、典型和突发性、群体性等影响较大的投诉事件，报请省监察厅领导审批后，通过“省长直通车”迅速呈报省人民政府领导批示办理；

　　（二）对一般投诉事项，报请省监察厅领导审批后，属有关行政机关办理的，及时转有关行政机关办理，并跟踪督办；属投诉中心直接办理的，制订调查方案，组织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投诉中心办理的投诉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对于重大、复杂的投诉事项，经省监察厅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并将延期理由告知投诉人。

　　对转办的投诉事项，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书面报省监察厅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并将延期理由告知投诉人。

　　第十五条 对投诉中心工作人员实施奖惩制度，具体办法按省监察厅制定的奖惩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