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原则与合同落空原则
张世琳
〔摘要〕 情势变更在大陆法系体现为情势变更原则，在英美法系体现为合同落空原则，本文简要介绍了情势变更原则和合同落空原则，并指出我国应借鉴情势变更原则，尽快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关键词〕 情势变更 合同落空 公平原则
一、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
1. 德国
《德国民法典》不承认情势变更可以构成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事由，只在第242条规定了债务履行的诚实信用原则， 此外别无情势变更原则的一般规定。有学者认为关于双务契约的第321 条、关于消费借贷的第610条和关于使用借贷的第605条中有情势变更的含义。[1] 《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务合同而负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人，在合同订立后另一方的财产发生明显减少，并由此危害对待给付的请求权时，可以在对待给付履行前或在对待给付提供担保前，拒绝其负担的给付。”这显然是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2] 第610条规定：“约定给予借贷人的，如无其他规定， 在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明显减少，并由此危害偿还请求权时，可以撤回约定。”此处撤回约定是解除合同还是撤销合同，由当事人自行解决抑为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处理，颇令人费解。有学者认为是贷与人解除消费借贷的预约。[3] 因为传统民法视消费借贷为要物契约， 贷与人交付标的物之前的约定属于消费借贷的预约。第605条规定：在下列情形，出借人可以终止借用：1.因其未预见到的事由而需要使用出借物的；2.贷用人违约使用物，特别是擅自将借用物交付第三人使用，或因未尽其应尽之注意而使物受到重大危害的；3.借用人死亡的。这三个条文的内容与现代所谓情势变更原则存在一定差异。但情势变更问题毕竟是无法回避的，那么法律允许法官变更合同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当时流行的解释是德国著名民法学家翁德夏（Windscheid）的观点：情势变更是当事人意思表示前提的变更，而这个前提可以看作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附加条款，但这种前提也不同于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于是法律行为的效力与其前提的成就与否无关，但前提的变化毕竟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若因此产生显失公平的状况，则当事人可以提出抗辩，进而请求变更或解除该法律行为。[4] 这显然是德国人惯用的抽象假设，是严格遵从传统民法固有的专门概念的结果。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默示条款说”。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内的经济陷入危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巨大的合同风险增加了合同履行的难度。对此德国法院采取两种方式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一是把《德国民法典》第275条关于当事人可因债的履行不能解除合同的规定，扩大解释为经济上履行不能也可以解除合同；二是采纳了“法律行为基础学说”，以“实质合同的概念”，注重合同履行的直接效益以及履行的结果的公正性的做法取代了死守“观念合同”的做法。[5] 并且对于第二种方式，德国的新债法在313条中作出了交易基础丧失的规定。但是该条只是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由判例所发展的交易基础丧失制度的主旨，并未对此作一个详尽的列举规定。[6] 未作详尽列举的规定，是因为法律行为的基础（即情势）很难确定：法律行为基础与大陆法系民法典所追求的形式理性不同，它强调的是实质理性，无法用严格的民法概念进行解释，在方法论上已经突破了现存概念法学的框架，很难融入民法典的逻辑体系之中；又由于它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结果，其内涵与外延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只能由法官来解释，而且适用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7]
2. 法国
根据《法国民法典》所信奉的契约自由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在某一特定时期，当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时（这些变化可以通过一些统计数据加以确定），尤其是当有关价格出现重大波动时，一方当事人有权变更或解除合同。如果当事人未就契约变更问题达成协议，那么法律是否允许法官变更契约呢？《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当债务的不履行是由于不应归究于债务人的外来原因时，除非债务人负有担保责任，否则，债务人对之不承担民事责任。”第1148条进一步规定：“如债务人系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未履行给付或作为的债务，或违反约定从事禁止的行为时，不发生赔偿损失的责任。”不但是《法国民法典》中只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而未有情势变更原则，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法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也是奉行合同的强制力原则，否定对合同进行司法变更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大大贬值，按理说，法院对契约变更的态度应该有所变化，但直到1950年，法国最高法院仍然坚持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规定，并明确指出：“法官无权确定或认可一项提高了的价值而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得以不按照其订立的合同条款履行义务。”
然而与司法判例截然相反的是法国国会通过著名的“波尔多煤气案件”的判决，确认了关于情势变更的原则。自1916年起，法国国会就允许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者通过国家的补偿而免除因情势变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国会的作法并非是对契约的直接变更。法国现代民法学者认为，强迫债务人以30年甚至3 个世纪以前约定的条件履行合同义务，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因此，法律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必要的。但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契约的变更将会使其他相关契约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调整有可能引起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所以，法律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又是危险的。在宁肯不公正或宁肯影响经济稳定两者之间，法国法律不可能作出单一的选择。即是说，既然允许变更合同的一般原则将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那么，就不能规定这种一般的原则，但这并不排除法庭在具体、个别的情形下为维护公正而允许当事人变更合同。[8]
3. 日本
日本明确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缔结契约后形成契约的基础事实发生了显著变化，若仍然按契约内容执行则对当事人显失公平，违反信义，则此时即可以修定契约内容或者否定契约效力。同时，日本民事判例认为，如果发生了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要件，改订契约内容又遭对方拒绝，或者改订契约内容不可能无意义时，可承认契约之解除权。 [9]
二、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
英美法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法律原则称为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有学者认为，合同落空最初见于1863 年的“租用音乐厅判例”：被告同意将音乐厅租赁给原告，用以举行演奏会， 租期为4天，每天租金为100英磅。但在租期尚未开始之时， 音乐厅就被大火焚毁，对此，双方都没有过错。原告向被告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因不能提供音乐厅而造成的损失。法院裁定，被告胜诉。[10] 但这一判例显然是“严守契约原则”的一种例外，是将特定物因意外事故损毁灭失作为免责事由规定的，也被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履行不能理论的来源。现在英美法系的学者一般认为合同落空是指合同的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并认为该理论源于1903 年由英国上诉法院判决的著名案例“克雷尔诉亨利案”。1902年英王爱德华从维多利亚女皇继承了王位，决定举行加冕典礼。为了观赏这场典礼，亨利与克雷尔谈妥，亨利在6月26日和27 日的白天租赁克雷尔在楼上的公寓房以便从窗户向街上观看。双方约定，租金为75英磅，先付25英磅。 然而在6月22日，下议院发出通报，国王要作阑尾炎手术，加冕典礼将改期举行。亨利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拒绝再向克雷尔支付剩余的50英磅租金，合同的目的因该典礼的取消而落空，因此亨利支付租金的义务被取消了。法官强调，目的落空并不等于当事人履行不能。[11]
英国法认为：合同落空是指在合同成立之后，非由于当事人自身的过失，而是由于事后发生的意外情况而使当事人在订约时所谋求的商业目标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当事人得予免除责任。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88条对合同落空的定义是：“凡以任何一方应取得某种预订的目标或效力的假设的可能性作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基础时，如这种目标或效力已经落空或肯定落空，则对于这种落空没有过失或受落空损害的一方，得解除其履行合同的责任。除非发现当事人另有相反的意思。”[12]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15条规定：未能按时交货或不交货的卖方在下列情况下，不负违约责任：（1）如果发生了某种意外事件使合同变得实在难以履行，而这种意外事件按照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是不会发生的；（2）由于卖方恪守外国政府或本国政府的规章而使得合同实在难以履行。[13]
三、我国应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我国应借鉴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和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在合同法中规定情势变更制度。
首先，情势变更制度体现了公平原则，是正义价值在合同法中的体现。对正义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人们之间的交往很简单的早期社会，由契约自由而衍生的"契约必须严守"的信条可以保证实现形式上的公平正义。由于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相差不是太悬殊，没有必要过多地考虑完全的契约自由中所蕴含的隐患。因而此时在民法领域中，意思自治的重要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社会交往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在某些情况下，形式的公平正义与实现公平正义不相一致而相分离。契约一方当事人明显地处于弱者地位，如果完全贯彻契约自由原则，就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明显不公平，法律之追求开始倾向于实质的公平正义。这种趋势于合同法领域中之表现，就是情势变更制度的确立。非因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使合同之履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此时，如果严守契约，虽符合契约自由之要求，必会产生当事人一方不当得利，而另一方无过失受损的不公平结果。情势变更原则弥补了契约自由的不足之处。
另外，意思自治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自己责任，也即当事人仅对因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而在情势变更，根本没有当事人过错之存在，如果将该变更产生的不利后果完全由无过错之当事人一方承担，显然不合意思自治之基本要求。[14]
其次，情势变更制度的确立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我国法律未规定情势变更制度，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司法解释完全可以作为本案处理的法律依据。不可否认，最高法院曾出台过若干有关情势变更的司法解释和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1992年3月6日)，法函[1992]27号]中首次承认情势变更：“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事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的价格，在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铝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l元，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上海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座谈会纪要也都认可了情势变更，甚至将其称为情势变更原则。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发布于1992年，其处理案件的依据是原经济合同法，合同法颁布后，这一司法解释是否继续有效，值得研究。至于上海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座谈会纪要也都认可了情势变更，但是，这两个纪要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种法院审判实践中形成的“裁判上固定见解”，[15]毕竟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实证法律的效力，尚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在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制度的前提下，仍有法院适用情势变更作出裁判。如在张某与饮食公司的承包合同解除纠纷[16]一案中，法院认为，“非典”在本案中构成情势变更，因此张某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不应被视为违约；“非典”对张某履行合同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没有达到只有解除合同才能消除的程度；双方本可以通过变更合同内容等让步方式进行协商解决，但张某却未能以尊重契约，诚信公平的态度进行善意的磋商，使得合理变更合同，使得继续履行合同成为不可能，因此张某应承担解除合同造成的大部分损失。在本案中，张某利用了情势变更事由要求解除合同，存在过错构成违约，但法院却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认定张某不构成违约判决张某不承担违约责任，对饮食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违反了情势变更制度所依据的公平原则，造成了新的不公，有悖于情势变更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发生，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应当尽快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再次，确立情势变更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迈入ＷＴＯ的门槛，国际经济、政治的风云变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意味着只有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加入WTO，同时也应该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规则，履行各项条约义务。在国际法上，情势变更制度也早已被确认，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97条规定：“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势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衡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决”。[17] 1985年的国际商会（ICC）制定的《不可抗力与艰难情势规则》明确界定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界限，而且国际商会和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大量案例都已将情势变更制度视为普遍接受的法律准则。但是，在适用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认为情势变更制度是“契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危险的例外”，要求作严格和狭义的解释。[18]
以国际竞争为背景的世界舞台在网络信息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作为合同订立基础的特定的一般关系，如法律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的购买力和交易条件等，难免会不可预见地发生显著的变化。例如，当价格异常波动引起情势变更，以及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会使国内某些进出口产品合同的履行变得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来保护参与国际竞争的我国法人的利益。[19]
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尽快制定情势变更制度。
注释：
[1]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则》 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397页。
[2] 王家福 《民法债权》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3] 同上，第262页。
[4] 杨建华 《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7页。
[5] 邱鹭凤等 《合同法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
[6] 朱岩译，《条文及官方解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7] 关涛，《情势变更原则辩》，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
[8]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67页，第313-317页。
[9] 邓曾甲著，《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10] 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11] 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2] 冯大同、梁仁杰，《国际商法》，1991年5月，第158页。
[13] Blair J•Kolase,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1984,第629页。
[14] 刘现肖，《为情势变更原则辩护》，中国民商法律网，2002-3-19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04号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已经2007年5月28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罗清泉
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公民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三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亲属，不得损害其就医、就业、学习和生活的权利。
第四条 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和对高危行为的干预，实行人文关怀和社会综合治理。
第五条 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艾滋病防治工作，依照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督促下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并对其承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考核、监督。
第六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艾滋病防治工作，负责组织实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各项措施及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负责艾滋病防治人员的技术培训及艾滋病疫情统计、分析、评估，并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承担艾滋病的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宣传教育、高危行为干预和其他预防控制工作。具有艾滋病诊疗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诊断、治疗及相关预防控制工作。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出入境口岸的艾滋病监测和出入境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工作。
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配合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重视和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自治组织都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各项具体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各界以及境外机构和个人、华人华侨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捐助资金、物资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的诊疗、护理，建立关爱场所和志愿者服务组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开展艾滋病防治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支持艾滋病防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总结中医药诊治规律，完善艾滋病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推广先进、适用的艾滋病防治技术。
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投入，支持艾滋病防治药品、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运用。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艾滋病防治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宣传教育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向社会各界进行关爱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以及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增强公众对艾滋病的防治意识和应对能力，营造良好的艾滋病防治社会环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带头学习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相关知识。有关部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对上述人员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
第十一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并对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对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健全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和落实艾滋病防治措施的工作机制和网络，发动在高危人群中有影响的人员参与、组织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落实防治措施的工作。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定医疗卫生机构开通艾滋病防治咨询服务电话，向公众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和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在开展艾滋病、性病等疾病的咨询、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应当对就诊者进行有关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城市主要街道、村落显著位置以及车站、码头、机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和客运车辆、客运船舶等公共交通工具上设置艾滋病防治知识公益广告牌、宣传栏或张贴艾滋病防治宣传画，组织发放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资料。
第十三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设经常性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栏目，免费刊登、播放艾滋病防治公益性宣传广告，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系列宣传。
第十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教育教学计划，指导和督促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第十五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利用计划生育宣传和技术服务网络，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向育龄人群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时，应当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
第十六条 商务、外事、旅游、出入境检验检疫、建设、劳动保障、工商、文化等行政部门及其他服务行业主管部门、从事劳务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对出国(境)人员、旅游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公共娱乐场所服务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督促其按照规定采取艾滋病预防措施。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查获的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协助、支持卫生行政部门落实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相关措施。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认真做好被羁押监管、劳动教养人员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本单位从业人员学习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相关知识，支持本单位从业人员参与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
宾馆、饭店等提供住宿的单位和美容美发、歌舞娱乐、桑拿浴室、按摩足浴、游泳场(馆)等公共娱乐场所，应当对本单位从业人员和利用本单位经营场所提供服务的人员宣传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宾馆、饭店等提供住宿的单位应当备有供顾客自取阅读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材料。公共娱乐场所和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应当张贴艾滋病防治宣传画。
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建筑、采矿等行业和大型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相关知识培训纳入员工岗位培训和行业安全教育内容。
社区居委会及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人员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开展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公益活动。
第十九条 政府鼓励和支持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关爱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的活动。
政府鼓励和支持依法组建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防治艾滋病和关爱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工作，对有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提供艾滋病防治帮助和服务。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二十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国家艾滋病监测规划和方案，制定本省艾滋病监测计划和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艾滋病监测和专题调查，掌握艾滋病疫情变化和流行趋势。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艾滋病发生与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与流行的因素开展监测活动。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通报。
第二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边远、贫困地区和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予以重点指导和帮助，并根据需要派出艾滋病防治专家组，帮助其开展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
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指令，选派业务素质高的人员参加艾滋病防治专家组，并保证派出人员在派出期间享受不低于在原岗位工作时的工资福利待遇。
派有艾滋病防治专家组的地区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基层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协助艾滋病防治专家组开展工作。
第二十二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采供血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艾滋病检测规定和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艾滋病检测实施办法，建立艾滋病检测实验室，承担艾滋病病毒抗体的筛查、确证检测工作。抗艾滋病病毒治疗任务较重的市（州，下同）、县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逐步实现艾滋病病毒载量检测。
承担艾滋病免费咨询检测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表达咨询意愿者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服务。
市、县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其他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公布本地区免费咨询检测机构的地址和咨询电话。
第二十三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
(一)有比较充足的医学上的理由怀疑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员及性病病人；
(二)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人员；
(三)曾接受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血液制品、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或者精液者；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的入境人员；
(五)省卫生行政部门为控制疫情需要决定应当检测的其他人员。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确定承担出入境人员艾滋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应当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入境人员，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检测。
公安部门查获的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人员由公安部门通知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检测；其他本国公民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检测。
第二十四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辖区内的高危人群实行艾滋病病毒感染主动监测。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应当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被羁押监管和劳动教养及强制戒毒的卖淫嫖娼人员、性病患者和吸食注射毒品人员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
性病诊疗机构应当对就诊的性病患者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
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定期将本部门发现的艾滋病疫情，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二十五条 宾馆、饭店等提供住宿的单位和美容美发、歌舞娱乐、桑拿浴室、按摩足浴、游泳场(馆)等公共娱乐场所，应当督促本单位从业人员和利用本单位经营场所提供服务的人员按照要求落实艾滋病预防措施。公共场所中使用的可能破损皮肤、黏膜的用品及其他可能造成艾滋病、性病传播的物品，应当按规定严格消毒处理。
上述经营单位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需取得健康合格证的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每年进行一次指定传染病体检项目的健康检查。
利用上述经营场所提供服务的人员必须每半年进行一次艾滋病、性病检测。
第二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对就诊的手术病人和需接受血液、血液制品、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或者精液者，根据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
第二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应当提供预防艾滋病的医学咨询，并根据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进行艾滋病项目检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如申请结婚，应当先向对方告知自身真实情况，并接受医学指导。
第二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孕妇免费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和检测服务。
夫妻一方或双方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应当终止妊娠；对不愿终止妊娠者，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方案的规定，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咨询、产前指导、阻断、治疗、产后访视、婴儿随访和检测等服务。
第二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遵守标准防护原则，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对介入人体和可能造成皮肤、黏膜破损的医疗器械必须严格消毒后使用，防止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
医疗卫生机构必须使用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使用过的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必须按规定进行毁型、消毒和回收。
第三十条 积极推行无偿献血制度，鼓励支持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踊跃参加献血。加强中心城市血站和县一级血库建设，按照规范要求配备所需要的设备设施，对血液和血液制品严格依法管理，保障安全合格血液的稳定供给。
严禁血站、单采血浆站、血库以及医疗卫生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采集、收存、使用卖血人员或变相卖血人员提供的血液、血浆。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操纵他人卖血牟利者应当及时向卫生和公安部门报告。对地下卖血、变相卖血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第三十一条 人体血液和血浆的采集、使用必须按国家规定进行艾滋病检测。
血站、单采血浆站、血库不得向医疗卫生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未经艾滋病检测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人体血液、血浆。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凡原料血浆投料生产前必须对每一份血浆进行艾滋病检测，未经艾滋病检测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浆，不得作为原料血浆投料生产。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采集、使用血液和血液制品的管理制度。因治疗需要对患者输血或采血的，必须使用一次性针具和符合规范要求的其他器械；对临床用血必须进行艾滋病检测结果核查；对因应急而临时采集的血液必须进行严格的艾滋病检测。严禁医疗卫生机构采集或者使用未经艾滋病检测、核查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第三十二条 采集或者使用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等应当按国家规定进行艾滋病检测；未经艾滋病检测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不得采集或者使用。但是用于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的除外。
进口人体血液、血浆、血液制品、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等，应当符合国境卫生检疫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不得进口。未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的人体血液制品不得使用。
第三十三条 禁止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捐献的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血液或者精液；因科研工作需要接受捐献和使用的，应当报经省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艾滋病病毒毒株的保存、传递和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保存、交换、传递或使用。
第三十四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封存有证据证明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卫生处理或者予以销毁；对经核查未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及时解除封存。
第三十五条 在履行与艾滋病相关的职务活动中，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的，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并在1小时内上报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艾滋病职业暴露专家评估组指导下处置。
第三十六条 县以上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商、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组织推广使用安全套，建立和完善安全套供应网络。
鼓励依法设立的组织开展安全套社会营销。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社区、车站、机场、码头、工地、旅游景区等流动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宾馆、饭店等提供住宿的单位和美容美发、歌舞娱乐、桑拿浴室、按摩足浴、游泳场（馆）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从事艾滋病、性病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单位，应当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或抵制依法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向公众发售安全套。
第三十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艾滋病防治与禁毒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落实针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措施。
卫生、公安和药品监督部门应当相互配合，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艾滋病流行和吸毒者的情况，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吸毒成瘾者的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有计划地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开展清洁针具的交换工作。
吸食注射毒品人员达到一定数量的县应建立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对吸毒成瘾者提供药物维持治疗。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应加强管理，建立并严格实施治疗、用药登记制度。
第三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医护人员和艾滋病检测机构的检测人员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发现怀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应当依法向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不得隐瞒或延迟报告艾滋病疫情。
回国人员被检测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入境的外国人、华侨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被检测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按规定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并由公安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监护其离境。因病情恶化需要在境内治疗或在境内滞留期间病故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采取治疗、医学监护、消毒、尸体处置等措施。
第四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和艾滋病检测机构的艾滋病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进行核实、检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核实的疫情报告，应当按规定向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艾滋病疫情涉及外国人、华侨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的，还应当依法向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通报。
第四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对发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进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时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四十二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情况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就医时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情况如实告知接诊医生，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传染他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从事的工作可能传播、扩散艾滋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通知其所在单位调整工作，所在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调整其工作岗位并为其保密。用人单位不得以感染艾滋病为由解除与其建立的劳动关系。
第四十三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疫情，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第四章 治疗与救助
第四十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艾滋病流行情况制定治疗与救助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保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时得到治疗；建立艾滋病治疗专家组，负责艾滋病防治技术培训和诊疗指导。
各有关部门、慈善机构应当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救助提供帮助。
第四十五条 建立艾滋病病毒耐药性监测网络，开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耐药性监测，为科学指导治疗和评价抗病毒治疗效果、调整治疗方案、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第四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提供防治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不得拒绝接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怀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人。
已经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应当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务人员将诊断结果告知本人，本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当告知其监护人，并给予医学指导。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诊疗规范，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
第四十七条 从事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保密。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第四十八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应当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防治指导和免费抗病毒治疗等相关服务，如实向医务人员提供病情和传播途径等有关情况。需要住院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应当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第四十九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罪犯或者被劳动教养、强制戒毒及行政拘留等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中经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羁押、监管单位应当在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在羁押、监管场所内对其进行特殊管理，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提前解除羁押、监管，并由羁押、监管单位配合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对其进行治疗。
上述人员中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依法获准离开羁押、监管场所时，羁押、监管单位应当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及其直系亲属。
第五十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经常居住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管理，建立个人病史档案，并定期进行医学随访。
流动人口中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由其现居住地进行管理，并由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其户籍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不得以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将其遣送回原籍。
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营造友善、理解、宽容、健康的生活环境，鼓励其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配合检查、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应当建立关爱场所，为其提供心理、医学咨询服务和帮助。
第五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定点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进行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实行救治跟踪服务，提高治疗效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发生其他并发疾病且家庭经济困难者，应当对其治疗费用给予适当减免，所需费用由县人民政府予以解决。
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可放宽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其费用列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范畴；已经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应当将辖区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第五十二条 对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供相应的就业服务或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帮助其实现就业或开展生产自救。
第五十三条 城镇居民中贫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家庭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国家和省制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农村贫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家庭，应当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并免除公益性筹劳。
因输血导致感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所在地县人民政府建立专项救助基金进行救助。
第五十四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故后由死亡地的民政部门所属的殡葬机构负责火化，其尸体火化前应当由死亡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消毒处理，所需费用由死亡地的县人民政府解决。
第五十五条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已故艾滋病病人遗孤和未成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地教育部门应当免除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和课本费；对符合高中(中专)、高等学校入学条件者，实行统一建档，跟踪救助，由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资助其完成学业。
第五十六条 鼓励亲属和社会人士收养或寄养、领养艾滋病病人遗孤，民政部门应当对收养、寄养、领养家庭按规定给予补助。无人收养或寄养、领养的艾滋病病人遗孤应当由所在地民政部门安排入住社会福利机构，负责抚养他们健康成长直到成年。
已故艾滋病病人的父母，如无人供养且经济困难、丧失劳动能力的，当地民政部门应当将其列为五保对象，按照规定实行集中或分散供养。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五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艾滋病预防、检测、控制、治疗和救助服务的基础建设，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专业队伍。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需要，将所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按核定的经费额度按时足额拨付。
第五十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和艾滋病流行趋势，确定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宣传、培训、监测、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应急处置以及监督检查等项目并认真组织实施。艾滋病流行地区和贫困地区实施的防治艾滋病重大项目，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从安排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中给予适当补助。
鼓励、支持境外的组织和个人、省外的组织和个人资助我省实施的艾滋病防治项目，或者与我省的有关部门、单位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项目。
艾滋病流行地区的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依法接受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对艾滋病防治的资助和捐赠，资助捐赠的资金和物资应依法严格管理，保证全部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五十九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和艾滋病流行趋势，储备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检测试剂和其他艾滋病防治必备物资。
第六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措施，对有关组织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便利条件。有关组织和个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公益事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六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从事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和管理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采取相应的职业保护措施，并建立职业暴露应急处理和治疗保障制度。上述人员所在单位可以为其购买相关保险。
对因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或者因执行公务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及因此致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给予补贴、抚恤，功绩卓著的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褒奖。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后果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克扣、贪污、挪用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的或者境内外组织与个人资助捐赠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和物资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不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测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接受检测；拒不改正的，依法强制其接受检测。
第六十六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故意传播艾滋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违反规定故意传播艾滋病对他人造成的损害，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拒绝设置或破坏安全套发售设施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检举、控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及时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认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驻鄂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的医疗卫生机构面向社会开展艾滋病、性病诊断治疗活动的，适用本办法有关规定。
第七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艾滋病：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指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无相关症状、体征或尚不能诊断为艾滋病病人者。
（三）艾滋病病人：是指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临床上出现机会性感染或者恶性肿瘤或者CD4淋巴细胞总数少于200/毫升者。
(四)高危人群：是指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人群，被羁押、拘留、劳动教养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性乱人群，同性恋人群及其性伴和(或)配偶等。
(五)职业暴露：是指实验室、医护、预防保健人员以及有关监管工作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相关工作过程中，意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者黏膜，或者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伤皮肤，而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
第七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7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北省艾滋病防治暂行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