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购渐成时尚，国内许多保险公司纷纷推出电子保单业务，与之相关的纠纷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多位保险专家指导下对电子保单进行了长期探索，发表了一篇《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七篇国家级案例和调研文章以及多篇省级案例和文章，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今年6月9日，本报与南京鼓楼法院、江苏保险协会共同主办了电子保单理论与司法实务研讨会，包括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三名副会长、五名常务理事在内的多名保险法专家，审理保险案件的法官，保险公司法务专家以及专业律师，结合南京鼓楼法院的五个典型案例，针对这类新型案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电子保单的成立、生效与保险责任期间的认定

　　南京鼓楼法院：电子保单是指保险公司借助遵循PKI体系的数字签名软件和企业数字证书为客户签发的具有保险公司电子签名的电子化保险合同，包括网上业务、对接业务、卡式业务三种业务模式。电子保单中合同的成立、生效时间，以及保险人何时承担保险责任，涉及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否构成保险事故等问题，常常因此产生争议。1.网上业务。保险人通过网站宣传其产品并向客户发出要约邀请。投保人选中保险产品后，根据投保流程要求填写被保险人信息，经核保后通过网上缴费形成要约；经过核保流程后生成电子保单，构成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人开始按约承担保险责任。2.对接业务。货运公司或旅行社等机构在其与保险公司网上对接的系统中点击生成保单，通过网上付费或通过其他途径结算保费。保险合同成立、生效，以及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与网上业务相同。3.卡式业务。业务员与客户面对面劝诱为要约邀请，投保人缴费购买自助保险卡为要约，保险人收取保费为承诺，保险合同成立。如无特别约定，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此时成立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简易保险合同，符合激活流程设定之承保条件（年龄、职业等）的被保险人，保险人均同意承保。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被保险人姓名。但被保险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法律并未规定不具备该内容的保险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可见，这并非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保险人确定与否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激活保险卡生成电子保单，是在网站上以数据电文形式确定被保险人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而非合同成立生效的标志。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欣同意鼓楼法院意见。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林青：在网上业务、对接业务中，这种电子保单流程设计不是一般的商业广告，而是具备了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要约条件，该意思表示具备了保险合同具体、确定的内容，只要符合该意思表示设计的条件和投保流程表达承诺意思的，保险人即受该承诺的约束。有意购买者只要按投保流程上网操作，即可完成投保并获取电子保单，应当认定为承诺。卡式业务上我同意鼓楼法院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刘崇理：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同意承保前保险合同不可能成立，卡式业务中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标志应为电子保单的生成，保险人收取购卡人缴纳的费用时，被保险人尚未确定，双方尚未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保险人也就无法同意承保，故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秀全：在卡式业务中，购卡交易行为是预约，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通过网上激活程序和电子数据审核后生成的电子保单是本约。合同自电子保单生成之时成立，并通常于投保人激活保险卡、通过保险人的电子数据审核、生成电子保单的次日零时起生效。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保监会法规部处长刘学生：卡式业务中，购卡是缔结了一个以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的预约合同。购卡者交费买卡，取得了一个可以转让的未来激活投保的资格。保险人收费售卡，意味着将来有按照流程接受投保和审核承保的义务。双方都要受预约约束，以追求保险合同的订立。以预约解释购卡至激活期间的法律关系，可以解决购卡人与持卡人不一而无法确定投保人、保险卡对双方的约束力基础、激活阶段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履行、购卡与激活两个行为间的联系等问题，但又不必限于保险合同本身成立生效等难题之中。需进一步解释的问题：一是对预约合同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只能依照法理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真意；二是如有效期内未激活可否请求退卡？预约有约束效力，持卡人逾期不激活应视为弃权；三是如因被保险人不符合承保条件而不能激活，（本约）保险合同未能成立，能否退卡？保险卡上如有“售出不退”条款是否适用；四是如因保险人过失导致保险合同不能订立，保险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自力：购卡时所付费用为预交保费。购卡阶段，缔结保险合同的合意尚未达成，合同成立的要件还不具备。购买保险卡与电话卡没有实质区别，只成立买卖合同。保险卡激活之后，保险合同才成立并生效。

　　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沙银华同意鼓楼法院意见，认为预约与本约说不成立，如我们在买房或购买电话卡时支付了全款，就不构成预约，而是直接购买。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曹兴权同意鼓楼法院意见，认为卡式业务中如无特别约定，交付保险卡或缴纳保费都不是合同成立要件。

　　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浩：卡式业务成立生效与预约保单在有些方面比较类似。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电子保单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法律规定，可以借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采纳电子信息到达说，故同意贾林青教授意见。预约与本约说割裂了一个完整的交易关系，没有法律依据。

　　二、投保人如何认定

　　南京鼓楼法院：卡式业务所缔结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简易保险合同。通常具有投保意图的购卡者就是投保人。购卡人既可为本人投保，也可为他人投保；既可本人使用，也可将投保之权利随卡转让，受让人亦可将卡再次转让。在卡被转让的情况下，只有持卡人在激活时，才能根据投保流程去阅读保险条款以及保险人免责条款，并履行告知义务，最终激活保险卡的持卡人才是投保人。对接业务中，投保人通常应当是与保险公司建立对接平台为其游客投保的旅行社。如果旅行社劝诱游客自行投保，是游客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支付了保费，则游客为投保人。

　　任自力：卡式业务中，购卡并非保险合同成立，二者之间只是买卖关系。当保险卡转让时，持卡人在网上查看保险条款、填写并提交相关信息为要约，激活人才是投保人；对接业务中，若保单注明旅行社为投保人，应认定合同上载明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除非有相反证据。尽管可能游客先将费用给付旅行社，后者再支付给保险人，但与保险人直接交易的是旅行社，故应尊重商事交易的外在文义，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定之。

　　曹兴权：购买人为他人购买保险卡的行为不宜定性为保险合同的转让，而应界定为保险合同签订中的间接代理。旅行社代游客投保，也可以理解为间接代理。

　　陈欣、贾林青、刘崇理、沙银华同意南京鼓楼法院的观点。

　　三、保险人的明确说明问题

　　南京鼓楼法院：网上业务中，保险人通过激活流程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对接业务中，旅行社作为与保险公司有对接平台的合作方应知晓保险条款。如旅行社劝诱游客自行投保并代理其投保的，应认定保险人已经通过代理人向游客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卡式业务的激活过程中，投保人须先阅读保险条款，并在投保声明页面中的提示内容下方，点击“同意”并“确定”后，才能进入后续的激活程序，否则无法形成电子保单。保险人通过这种流程，把本应在合同订立阶段履行的说明义务，顺延至激活时完成，应认定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售卡时保险代理人应介绍产品，交付说明手册，并对如何激活等使用方法作出说明。但因保险卡有可转让性，购卡人不一定是投保人，此时保险代理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条件未成就，且未提供投保单作为履行义务的证据。

　　陈欣：同意鼓楼法院观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比如住宾馆、停车，都不可能去和宾馆或停车场商量价格；去医院看病也不可能让每个患者都去和医院商量药品和手术的价格，等商量好了，可能患者的命都没了。格式合同提高了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也统一和方便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格式合同我们将无法生存。合同永远存在争议，但不能因为有争议就说保险合同不合理，就判保险公司败诉。如果让保险公司对每个客户把所有条款都说一遍，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刘崇理：只要能实现明确说明的目的，不应苛求说明的形式，但仅重复免责条款不是说明。

　　任自力同意鼓楼法院观点。

　　沙银华：同意鼓楼法院观点。如果将电子保单中需要说明的每一条款后面设计一个打勾程序，在激活点击时逐个点击则效果更好。

　　曹兴权：同意鼓楼法院观点。基于对保险市场客观规律的遵守，立法者最终选择了仅仅对保险人施加程序性说明义务的立场。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