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暂行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2月29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及其协调指导
第三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第四章 农业技术有偿转让和有偿服务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的农业技术包括种植业的品种选育、良种推广、耕作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和畜牧业的品种改良、饲料饲养、疫病防治以及农业机械和农畜产品的贮藏、保鲜、加工、包装等技术。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省内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加速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措施。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逐年增加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经费，并加强管理，合理使用，严禁移作他用。
农业科学技术重大项目的研究、推广经费，应列入计划，予以保证。
已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地区，应从农业发展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农业技术的推广。
第六条 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应面向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围绕农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组织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努力缩短研究、试验周期，完善良种选育、耕作栽培、土壤肥料、动植物保护、饲料饲养、农业机械以及农畜产品的贮藏、保鲜、加工、包装等综合配套技术，提高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二章 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及其协调指导
第七条 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应根据农业发展规划，分工协作，有目的有计划地加速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第八条 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生产单位之间应建立横向联系，联合开发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联合建立示范基地和多层次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联合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九条 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的协调指导工作。省设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协调组织，下设办事机构，由省农业行政部门承担具体工作。
协调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一）统一规划和组织以良种为中心的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确定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二）制定农业科学技术的审定标准和审定工作的规章制度；
（三）指导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审定组织的工作；
（四）协调农业科研、生产、推广部门之间的工作；
（五）解决其他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中的重大问题。
市（地区）可设立相应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协调组织，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的协调指导工作。

第十条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由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组织实施。在推广过程中，有重大争议的，省、市（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协调组织应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论证并作出决定。
第十一条 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优良品种的推广工作。
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采用良种，并要提纯复壮、定期更新。

第三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第十二条 县（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受县（市）农业行政部门领导。其主要任务是：
（一）制订本区域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计划；
（二）引进本地区需要的新技术、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三）收集、传递农业科学技术动态和信息；
（四）培训乡、村农村技术人员，提高其业务水平；
（五）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六）推荐农业新技术推广成果的评选项目；
（七）完善和发展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
（八）总结本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县所辖的区建立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派出机构，在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领导下进行工作。
省、市（地区）可根据需要，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受省、市（地区）农业行政部门领导。
第十三条 乡（镇）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在乡（镇）人民政府领导和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导下，负责本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第十四条 充实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应面向基层，逐步充实到县、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农业院校应扩大定向招生，定向培养的农业技术人员，毕业后回原地工作。
农业技术人员应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不得擅自抽调农业技术人员，从事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 对长期在基层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科研、教学和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在工资、待遇、晋级方面应从优考虑。有突出贡献的，要破格晋级晋职。
对到贫困地区、海岛、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其工资可以向上浮动，或给予适当的补贴。
第十六条 县（市）农业行政部门应会同县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对在乡（镇）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进行考核，符合条件的，授予农业（农民）技术员称号，并发给证书。
农业（农民）技术员的工资、补贴、生活待遇，按省和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村设农业技术服务站或农民技术员，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应从技术、信息、物资等方面，支持农业技术示范户。
第十九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具体负责农业技术推广计划的实施。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应对农业技术推广进行技术指导，并可参与或承担部分推广任务。
第二十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实行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做到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并由农业行政部门对其工作进行考察和评定。
第二十一条 鼓励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承包开发性农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资金、物资等方面应予以支持。对到农村承包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留职停薪。在留职停薪期间其职称的评定不受影响。

第四章 农业技术有偿转让和有偿服务
第二十二条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有偿转让。
实行有偿转让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转让给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其转让费用由省、市（地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协调机构根据所转让的新品种、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定，从各级财政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经费中支付；转让给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其转让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协
商确定。
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可设立技术商品经营机构，进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可根据农业技术的不同类型，分别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推广服务形式。
第二十四条 蚕桑、茶叶、棉、麻、柑桔等技术改进费，按规定收取，用于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五条 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围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开展经营服务活动，兴办经济实体。工商、财政、税务、供销、物资等部门对经济实体的经营服务活动，要给予支持。其经营服务活动的收入，主要用于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工作，并可按有关
规定享受减免税的优惠。
第二十六条 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和农业科技人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进行承包。
技术承包应坚持自愿原则，并依法签订承包合同。
第二十七条 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有偿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承包的收入，免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其收入主要用于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工作，并可从技术经营纯收入中提取15—20％用于奖励有关科研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向贫困地区、海岛、革命
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出让技术的，可将上述比例提高5％。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中作出突出成绩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单位和个人，经申报、评审，由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不同等级的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二十九条 对在推广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作出明显成绩，并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单位和个人，经申报、评审，由省农业行政部门授予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第三十条 对在县以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连续20年以上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农业科技人员，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农业技术推广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
对在县以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连续15年以上并取得成绩的农业科技人员，由市、县人民政府颁发农业技术推广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
第三十一条 对在引进和推广农业技术、普及科技知识、培训农业技术人才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农业行政部门根据其贡献大小，分别授予不同等级的市、县农业技术推广奖。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一）剽窃他人成果，骗取荣誉的，由授予单位取消其荣誉，责令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并可给予行政处分。
（二）弄虚作假、虚报成果或工作不负责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由农业行政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责令赔偿经济损失。
（三）以技术服务为名，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88年2月1日起施行。



1987年12月29日
近现代湖南法制思想昭示的吏治思路
——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汪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在湘楚文化中尤其是以政治法制文化最为精要，这与近代魏源、曾国藩等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有莫大关联。为了展现近代以来湘籍思想家们的法制思想，由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兆凯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对湖湘近代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展开了系统研究，形成了《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法治理念》专著一部。仔细品读之下，乃为湘籍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和法治理念所折服，书中以年代为线索，依次列举了近代、清末民初、共产党人及当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与法制有关的真知灼见，有些思想理念对当下的法制建设仍有借鉴意义。作为一本研究湘楚之地思想家法制思想的专著，该书全景式展现了湘籍思想家关于近代法制的睿智思想，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论述详实，将不同人物的法制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人研究湘籍思想家近代法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中众多湘籍思想家都提到的治国治吏思想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湘籍思想家的吏治思想为当下治理贪腐，建立廉政吏治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支持。在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湘籍思想家们关于官吏治理的有关理论言说，我们有必要提出当下官吏治理的十二字方针：“选得好，用得上，看得住，有保障”。
一、选得好
官吏的任用很重要，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推崇贤人治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选择良吏，剔除庸吏和恶吏就显得更加重要。清末推崇洋务运动的思想家郭嵩焘就十分强调慎选官吏。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纲纪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纲纪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致乱。”并提出了“不以言貌取，不以资格拘，不以人地限”以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
古代，选择官吏的制度有很多，如察举制、科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但自唐以来，确立为主要选取官吏制度的是科举制度。虽然到了明代后科举制度日渐僵化，但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贡献不能抹杀。这一制度给底层平民保留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在历朝历代都为国家选取了治国之才，至少可以说是精通儒家学说的人才。
今日，我国官吏选取制度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另一类是通过选举进入，前一类适用于底层公务员，后一类适用于领导岗位。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如交流任用，但这些不是主流。故在考虑如何选取良吏的时候，一定要设计好这两个进入公务员的通道，要适当扩大吸收底层人士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选取良吏也需要一定的标准，自古以来德才兼备就是官吏任用的最好标尺。有才而无德的人很危险，一旦权力在手就有可能做出损公肥私的事情；有德无才的人很容易早就庸官群体，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改革创新。故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不妨破格提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有才能的人补充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二、用得上
选取良吏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的制度能够塑造人，坏的制度能毁灭人。在公务员的使用上，也要遵循现代人事管理规律，做到取其才，用其才，尽其才。否则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也会导致公务员队伍里人浮于事，庸人当道，而有才能者不得发挥。清末名臣曾国藩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认为吏治好坏的关键首先是选人用人，吏治败坏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缺乏，无才可用，才导致庸才劣才充塞官位。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因量器使”的用人原则。他认为无论才之大小，不分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有才，都可以广泛搜罗，以期人才云集；在广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充分发挥其特长。好的人才一旦选入干部队伍，就应该赋予任务，加强人才队伍锻炼，发挥个人创造积极性，明确责任和考核，真正做到权责明确，奖罚分明。
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个人晋升的需要，要任人唯贤，建立一套能够使能者上，劣者下的官吏晋升制度。这对发挥整个干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极大作用。“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表明了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之心，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公务员队伍里，经常听到类似于“天花板”现象的诉说，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干部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人尽其用。这也导致了在每次换届时很多官员压力都很大，拼命走穴找关系，寻求突破晋升。毕竟很多情况下职位是有限的，而一旦失败没有晋升希望时，我们的干部就会自暴自弃，选择混日子或者赶紧权力寻租，出现了所谓了“59岁”现象。这也就提示我们在干部任用上不但要选对人，而且要给予晋升的机会，至少要设置一套公正、公开、透明的晋升体制。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会晋升到其不适合的岗位，而对此我们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加强学习和培训，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因此，干部晋升之后，一定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是否注重人才培养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三、看得住
在赋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监管和约束，不能放任权力滥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对干部进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结果予以奖惩。赏罚必须严明，做到能者赏，劣者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官吏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统一行使最高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构。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在于体现人民主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具体国家机构设置时，没有像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分权制衡，容易导致了权力监督涣散，从而形成了无监督的权力，导致权力滥用而伤及民生国本。由此可见，对官员的监察和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在我国官吏治理中显得十分重要。
在政治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作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上级对下级更广泛的监督权。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上级监督过失责任，我们也要严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强调严于治上官，反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任何时代下级官吏之所以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级官吏失职或贪赃枉法的结果。如果只惩办下官，而对上级官吏放纵不管，这是亡国之道。王夫之认为，实际情况看，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包庇纵容、相互勾结直接联系，下吏充当着上官的“鹰犬”。而事发后，由于上官隐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王夫之“严于治上官”的思想在当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实践意义，上级监督过失的责任观念应当树立起来，配合着引咎辞职制度，也许能发挥其现代功效。
权力监督模式除了上级监督以外，还可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将人民监督纳入权力监督体系。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一问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他认为“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警示的话语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员身上不幸应验，他们公然叫嚣“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有保障
官吏作为人民公仆，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做既是对人民公仆工作的认可和激励，也是预防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良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也越来越富裕，出现了不少的富裕阶层，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国家公务员工资其实并不高，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官员心里失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搞创收。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59岁”现象，矜矜业业一辈子到了退休年龄，为了自己“退休后的幸福生活”，选择铤而走险捞一把。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不顾党纪国法，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当然，个人的贪欲是一个很大因素，但除了个人因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吏治制度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贫富分化急速扩大，价值观多元的这个时代，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金钱所腐蚀，加上现在的公务员基本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就更为有些人提供了贪腐的借口和理由。想要遏制这一势头，完善吏治治理，除了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和思想教育以外，还得加快制度建设，解除公务员物质上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可承受水平范围内，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做法，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实现公务员工资的阳光化、透明化、公开化，取消一切隐形福利，在参考当地工资收入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保障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解放公务员身心，让其全力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建议将公务员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按月发放，另一部分作为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于公务员退休后发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规定如果公务员因贪腐或渎职犯罪的，可以没收部分或者全部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如果在现代吏治治理过程中，多一些这样的制度设置，应该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吏治环境，实现廉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