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 土库曼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通知中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正式生效事


（领五函［１９９６］４２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外事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办、公安厅、安全局，驻土库曼斯坦使馆：
　　中土双方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土首都阿什哈巴德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的批准书。请按该条约的规定处理中土双边领事关系。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告我司。
　　现随函送去《中土领事条约》文本，请查收。
　　附件：中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

　　　　　　　　　　　　　　　　　　　　　　　　　　　　外交部领事司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抄：欧亚司、条法司、礼宾司、行政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本着发展两国领事关系的愿望，有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巩固两国的友好合作，
　　决定缔结本领事条约，并为此目的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意义：
　　（一）“领馆”指任何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受委派领导一个领馆的人员；
　　（四）“领事官员”指受委派担任此职执行领事职务的任何人员，包括领馆馆长在内；
　　（五）“领馆工作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的任何人员；
　　（六）“服务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服务工作的任何人员；
　　（七）“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
　　（八）“家庭成员”指与领馆成员居住在一起并靠其抚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九）“私人服务人员”指受雇用专为领馆成员私人服务的任何人员；
　　（十）“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派遣国法人；
　　（十一）“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十二）“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簿籍、胶片、录音带、登记册及明密电码，记录卡片以及用于保护或保管它们的任何器具；
　　（十三）“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有权悬挂派遣国国旗的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四）“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　领馆的设立和领馆成员的委派

　　第二条　领馆的设立
　　一、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才能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
　　二、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的确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须经派遣国和接受国双方同意。

　　第三条　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在任命领馆馆长前，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确知，接受国将会同意承认该人员领馆馆长的身份。
　　接受国如不同意，无需说明理由。
　　二、经同意后，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任命书或照会中应载明领馆馆长的全名、职衔、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三、接受国在接到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后，应尽快发给领馆馆长领事证书或以照会通知领馆馆长准许其执行职务。
　　四、领馆馆长在接受国书面确认后即可执行职务。在确认前，经接受国同意，领馆馆长可临时执行职务。
　　五、接受国确认领馆馆长的任命或准许其临时执行职务后，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当局，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条　暂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为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三、被指派为暂时代理领馆馆长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根据其外交身份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　到达和离境的通知
　　一、派遣国应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领馆所在地主管当局：
　　（一）领馆成员的全名、职衔和他们的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职务上的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和私人服务人员的到达和最后离境的日期，以及他们在身份上的变更。
　　二、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相应的身份证件。

　　第六条　领事官员的国籍
　　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

　　第七条　领事证书的撤销和终止承认
　　一、接受国可在任何时候，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派遣国某一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某一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为不可接受的人，而无需说明理由。遇此情况，派遣国应将其召回。
　　如派遣国在合理期间内不履行此项义务，接受国可相应地撤销其领事证书或不再承认其为领馆成员。
　　二、被任命为领馆成员的人员，在他未到达接受国领土前，或已在接受国内，但尚未在领馆执行职务时，均可被宣布为不可接受的人。遇此种情况，派遣国均应撤销其任命。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八条　领事官员的职务
　　领事官员的职务是：
　　（一）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益，并向派遣国国民提供帮助；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和旅游等关系的发展；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政治、贸易、经济、文化、体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九条　有关国籍和民事登记的职务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根据派遣国的法律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发给相应的证明；
　　（四）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办理双方均为派遣国国民的结婚手续并颁发结婚证书。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十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领事官员有权颁发、延长、吊销护照、入境、入出境、过境和其他签证以及类似证件，并办理加签手续。

　　第十一条　公证和认证
　　一、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件；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接受国境内或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件；
　　（三）把文件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认证派遣国或接受国主管当局所颁发的文件；
　　（五）起草、证明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遗嘱；
　　（六）起草和证明派遣国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但这些文书和契约不得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并不得涉及不动产权利的确定或转让；起草和证明一方为派遣国国民，另一方为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仅以这些文书和契约涉及在派遣国的财产或权利和涉及必须在该国审理的案件为限，但以这些文书和契约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为条件；
　　（七）证明派遣国国民在各种文件上的签字；
　　（八）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财产和文件，惟这种保管不得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
　　二、领事官员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只要符合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在接受国应被视为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和机构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效力。
　　如接受国法律规章需要，这些文件应予认证。

　　第十二条　同派遣国国民联系
　　一、领事官可同派遣国国民会见和联系，提出建议和给予各种协助，包括采取措施给予法律帮助。
　　领事官员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协助查寻永久居住或临时居住在接受国境内的派遣国国民的下落。
　　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和进入领馆。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四天内通知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逮捕、被拘留、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或监禁的派遣国国民，同其联系和会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对领事官员探视该国民的请求应在通知后三日内作出安排，以后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立即将本条第一、三款规定的权利通知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
　　五、本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应依接受国法律规章行使之。但接受国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三条　监护和托管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在接受国境内永久居住的派遣国国民需要监护人或托管人时，应通知领事官员。
　　二、领事官员应就本条第一款所指事项同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合作，必要时，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推荐监护人或托管人。
　　三、如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被推荐的人作为监护人或托管人是不能接受的，领事官员可另行推荐。

　　第十四条　代表派遣国国民
　　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保护自己在接受国内的权益时，领事官员无须受专门委托即可在接受国法院和其他机构面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表，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表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益时为止。

　　第十五条　保护遗产的措施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任何情况下的死亡时，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二、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有关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有无遗嘱的情况。
　　三、当接受国主管当局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二款所述遗产时，领事官员可请求准其在场。
　　四、如派遣国某一国民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且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该国民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通知领馆。
　　五、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从法院、其他当局或个人领取因某人死亡而应付给该国民的现款或其他财产，包括遗产、应支付的赔偿金和因保险而得的偿金，并将这些现款和财产转交给该国民。
　　六、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临时逗留期间死亡，如死者在接受国无亲属或代表，且其遗留物品未涉及其逗留期间所承担的义务，领事官员有权领取、保管和转交其遗留物品。

　　第十六条　帮助派遣国航空器
　　一、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行使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提供帮助，并有权：
　　（一）同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进行联系；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调查派遣国航空器在飞行中或在机场停留期间发生的事件，询问机长或机组人员，检查航空器证书，听取机长关于航空器及其飞行和目的地的报告，并为航空器的飞行、降落和在机场停留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解决机长和机组人员之间发生的各种争端；
　　（四）必要时，为机长或机组人员安排就医或返回本国；
　　（五）接受、出具或证明派遣国法律规章就航空器规定的任何文件。
　　三、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规定的职务时，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给予帮助和协助。

　　第十七条　对派遣国航空器执行强制性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如欲对派遣国航空器或在派遣国航空器上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应事先通知领馆，以便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到场。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国主管当局在采取上述行动后应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尽快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就该款所述情况对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的有关海关、边防、安全和检疫的例行检查。
　　四、在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或乘客未对接受国的安宁、安全及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情况下，除非应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领事官员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接受国主管当局不得干涉派遣国航空器的内部事务。

　　第十八条　帮助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
　　一、遇有派遣国航空器在接受国境内发生事故或接受国主管当局发现在接受国发生事故的第三国航空器上有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派遣国航空器、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和乘客提供帮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提供帮助。
　　三、如在接受境内发现在接受国或第三国境内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或其部件或其装载的货物，而该航空器的机长、所有人、代理人或保险机构的代理人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们对失事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财产采取保存或处理的措施。
　　四、本条第一、二、三款所涉及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部件和货物，如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其他类似费用。

　　第十九条　派遣国船舶
　　本条约第十六、十七和十八条关于派遣国航空器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船舶。

　　第二十条　领事规费
　　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收取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领事规费。

　　第二十一条　在领区内外执行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只能在其领区内执行领事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其领区外执行领事职务。

　　第二十二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为执行职务，领事官员可同领区的主管当局以及同接受国的中央主管机关进行联系，但应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的许可范围为限。

　　第二十三条　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派遣国使馆应将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二、本条约对领事官员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派遣国在接受国外交代表机构中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也适用。
　　三、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按照其外交官身份所享有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章　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四条　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便利
　　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的便利，确保领馆成员得到保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领馆成员得以执行任务并依照本条约的规定享有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　领馆馆舍和住宅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购置、租用、建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所使用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按本条第一款所述方式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帮助，必要时，还应协助派遣国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本条第一款规定并不免除派遣国必须遵守土地、建筑物、部分建筑物和附属用房所在地区有关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装置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派遣国国旗。
　　三、在施行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应顾及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

　　第二十七条　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不受侵犯。接受国当局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在接受国的使馆馆长、或上述两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
　　二、如遇领馆馆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接受国国民、财产及临近馆舍的建筑物安全的自然灾害时，这种同意应在最短的适当期限内作出。
　　三、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坏，并防止扰乱领馆的安宁或损害领馆的尊严。
　　四、本条第一、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领事官员的住宅。

　　第二十八条　领馆档案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二十九条　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派遣国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领馆须经接受国许可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函电不受侵犯。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须加密封并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但以装载公文、资料和专供领馆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永久居民。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领事信使在接受国境内享有同外交信使相同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四、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携带。该机长或船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有关当局商定，领事官员可直接并自由地向机长或船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条　行动自由
　　在不违反接受国为本国国家安全考虑而制订的禁止或限制进入某些区域的法律规章的情况下，应准许领馆成员在领区内自由通行。

　　第三十一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接受国应对领事官员予以应有的尊重，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其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二条　管辖的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或未默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为领馆之用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作为私人，而不是代表派遣国以遗嘱执行人、遗产托管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所涉及继承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以外在接受国从事的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诉讼。
　　二、接受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时，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得侵犯权。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执行公务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四、除非根据法院当局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按接受国法律应予惩罚的行动出示的起诉书，或根据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不受逮捕并不得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
　　如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实行逮捕或拘留时，接受国应立即通知领馆馆长。

　　第三十三条　作证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提供证词。但他可以就执行公务所涉及情况拒绝作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三、接受国主管当局要求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公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领馆馆舍或其寓所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四条　劳动义务和军事义务的免除
　　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劳动义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他们亦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居住许可、就业许可（如属执行派遣国公务）的一切义务，也可免办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外侨规定应办理的其他类似手续。

　　第三十五条　领馆的免税
　　一、派遣国或派遣国代表以任何方式拥有或租用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住宅以及为获得上述财产而签署的契约或文书，应免纳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捐税。
　　二、派遣国所有或用于领事目的的动产，应免纳税收或其他类似的捐税。
　　此规定也适用于为领事目的而将取得的动产。
　　三、领馆在接受国内收取的领事规费免除一切捐税。
　　四、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六条　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馆成员应免纳接受国课征的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计入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接受国课征的遗产税、遗产取得税或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三十八条规定者除外；
　　（四）在接受国取得的公务范围外的私人收入的所得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和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者除外。
　　二、领馆成员从派遣国领取的工资，应免纳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工资征收的税收和其他类似捐税。

　　第三十七条　关税和海关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口，并免除一切关税，但保管、运输及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用物品包括交通工具；
　　（二）领事官员的私用物品；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私用物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当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认为行李中装有不属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或为检疫法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三十八条　领馆成员的遗产
　　遇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死亡时禁止出口的动产除外；
　　（二）对死者纯系因在接受国担任领馆成员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带入和在接受国取得的动产，免除任何国家、地区或市政的遗产税或动产继承税。

　　第三十九条　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之特权和豁免
　　除本条约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者外，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条　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者除外。
　　二、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三、私人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一条　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领馆有关人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以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根据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领馆成员如就本可免受管辖的事项主动起诉，则不得对同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此种放弃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四十二条　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一切人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均应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有关交通工具管理和保险的法律规章。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凡系派遣国国民的领馆成员除了执行公务外，不得在接受国内从事其他职业或商业活动。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约的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阿什哈巴德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土库曼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田曾佩　　　　　　　　　　　　　　奥·阿伊道格德耶夫
　　　　　　　（签字）　　　　　　　　　　　　　（签字）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姜朋


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一、法律关系的分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内幕人的界定
（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
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
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
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
（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
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
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
《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
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
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
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
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
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
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
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
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
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
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
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温赛两学者创设二词时所处的立场、所追求的目标、所采取的标准都不尽相同，因而很难说二者处于一个层面。其次，在学理上，很多学者依权利内容不同而划分出支配权与形成权，同时将请求权与抗辩权视为一组范畴。[17]也有学者将支配权、请求权、变更权视为一组，又在变更权项下分出形成权。[18]无论何者都说明在学者的观念中二者不是一个层次的。 再次，既然二者不在同一层面上,则二者的总和也就不可能涵盖私权的全部内容了。复次，要证明二者互相排斥、不存在交叉也是困难的。虽然乍看起来，请求权为权利人请求他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即义务人负有配合权利人为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19]而形成权似乎不待他人协助就能生效，只需权利人的单独行为即可达权利发生变动的目的。但事实上，从相对人方面看，其亦负有消极的、不作为的（容忍）义务。而且某些情况下，形成权还可以由于相对人的抗辩而失效（如对抵销权的抗辩）[20]。因此在相对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情形下，形成权与请求权可谓异曲同工了。
（二）无论哪个观点似乎都认为形成权与请求权是独立的权利。然而对于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这种分类，李宜琛先生早就指出：“其实不过权利之说明，并非权利自身之分类"。 [21]申言之，首先，关于请求权是权利还是权能问题，梅仲协先生曾指出：“请求权系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其内容。”[22]由此而论，请求权实仅为权利的一项权能。正如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虽常被称为权利，但仍仅是权能一样。“就经济上言，请求权之内容与其权利相一致，但相对权与其请求权之间亦不无差异之点。”以债权为例，此差异表现为：（1）请求权与债权并非一一对应，一个债权内可能存在着数个不同内容的请求权。（2）虽然债权的核心是请求权，但债权不仅仅产生请求权，于特殊情形时，也可能产生代位权、撤销权、解除权、选择权、变更权等[23]（其皆属于形成权）。（3）从权能角度分析，债权通常兼具诉请执行力（请求力）、强制执行力（执行力）、依法自力实现力和处分权能等。[24]因此，请求权实在仅是权利的一种权能而已。其次，关于形成权是权利还是权能问题，其情形与请求权相似，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形成权系可发生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之权能，……属取得权利发展过程中之中间状态”，其“权利人得利用法律赋予之权利以单方行为使权利发生变动。”[25]
由此可见，无论形成权还是请求权，均非独立的权利而仅为权利的一种权能而已，因而在理论上探讨归入权的性质为请求权还是形成权未免不妥。
（三）从实意角度看，在我国台湾以及日本探讨此问题尚可理解 ：其证券法中都有关于归入权行使期间的规定。[26]若认为归入权为请求权，则此期间为诉讼时效；而若认为其为形成权，则此期间为除斥期间。“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的是请求权的‘权利’”，而“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消灭的是请求权本身”。 [27]二者确有差别。然而我国《证券法》对此未做规定，解释上似应认为适用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于此讨论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并无实意。
（四）最后，就前述形成权说中几处不严谨的表述加以说明。其一，关于基础权利。该说似认为只有请求权才需以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形成权并不需要。这种认识似乎不妥。请求权固为派生性权利，乃权利之功能。而形成权亦需依附于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不能单独为让与[28]。事实上，许多形成权亦需以基础权利之存在为必要，如选择之债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抵销权等均以债权为其基础权利。另外，该派学者似乎认为唯有所有权方能成为请求权之基础权利[29]，又未免误会。其二，形成权说认为归入权之行使引起既存法律关系变动，亦属不妥。如前所述，收益归入制度中存在三层关系，于归入权行使之前，前两层关系已经存在，并且因各方当事人的履行而终结。归入权的行使并未使之发生任何改变：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曾改变，其权利义务、以及依此而获得的对待给付都不曾改变。
综上可知，归入权的性质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问法不对。”笔者认为，在性质上归入权为债权，当然，考虑到人们的语言习惯（如我们常说债权为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权），在侧重于归入权的权能或作用的前提下，说其为请求权[30]也可以，但应当明确这不是指性质而言。
最后顺便指出，归入权之权利人为公司，但在行使上需由公司董事会来进行。由于董事会为公司执行机关，有权代表公司，因而董事会的行为即为公司的行为，而不应解释成行使代位权或代理。另外，当董事会怠于行使归入权时，其他股东仅有权要求其行使，而无个人诉权[31]。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此系出于防范滥诉的目的。因为若承认股东个人诉权，则必须同时防止滥诉，而对股东诉权加以限制（比如要求股东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这又容易造成一些股东利用此制度反对另一些股东的局面，使之沦为股东之间解决个人恩怨的手段。于是立法者退而求其次，亦可理解。[32]
六、《证券法》上与《公司法》上的归入制度
我国《证券法》第42条规定了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而在此前，我国《公司法》亦创设了归入制度，即当公司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时，公司享有收益归入权（第61条）。在理论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值得思考。
对两项制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差别所在：1．义务人的差别。《证券法》上归入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持有一个股份公司5%已发行股份的股东；而《公司法》上归入制度则适用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并不涉及公司股东。2．收益来源的差别。《证券法》将收益限定于内部人从事短线交易所得；而《公司法》则规定为，义务人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营业，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所得的收入。相较而言，后者范围较广，包括了损害公司而自己获益的情况。3．先在义务的差异。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之外一般不对公司负其他义务。因而其为股票交易不构成对先在义务的违反，立法亦未对其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做出否定性评价。而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负有忠诚、谨慎、勤勉、竞业禁止等义务[33]，其违反先在义务的竞业行为势必要受到否定性评价。4．功能的差异。《证券法》上归入制度存在两种功能：一为静的功能，即以此制度来阻吓内幕人，使之不为短线交易行为，从而减少或抑制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与秩序；一为动的功能，即当出现短线交易行为时，使公司能够得到短线交易的收益。而《公司法》上的归入制度则直接将锋芒指向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行为，以维护公司利益不被“蛀虫”吞噬。5．请求权人的差异。《证券法》明确规定由董事会行使归入权，且当其怠于行使时，其他股东有催告权。而《公司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显得很笼统。
以上这些差异，有的是属于立法技术上的，也有的是由于各自功能所限。但二者的理论基础和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一项法定之债，对义务人课以利益给付义务，同时赋予公司归入权。二者联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我国商法上的公司归入制度。而这种制度上的契合，对于商法整体性优势的发挥和中国商业法制的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 本文发表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
[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著者自版，第200页。
[2] 赖英照著：《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
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
[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
[7]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
[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