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资法规[2003]28号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加强企业法制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近期，国资委监管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发生多起法律诉讼或纠纷，涉及金额较大，范围较广，给有关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带来较大影响。发生这些法律诉讼或纠纷，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也暴露了一些企业依法防范经营风险意识淡薄、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中央企业法制建设，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强化法律监督，有效防范经营风险，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加强企业法制建设，是适应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也是企业依法治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国家实行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据《条例》规定，国资委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所出资企业应当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不得损害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出资人和所出资企业加强法制建设，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

　　进一步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切实严格执行《条例》，努力把握“一条主线”，即牢牢把握企业法制建设这条主线；建立“两个机制”，即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出资人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防范经营风险的所出资企业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搞好“两个结合”，即企业法制建设要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相结合，与依法维护所出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相结合；实现“一个目标”，即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目标。

　　二、全面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

　　企业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是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水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负责人不仅要具有现代的企业经营理念，而且还应当努力学法用法，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当前，要以学习、贯彻《条例》为重点，充分认识《条例》关于“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规定的现实意义和具体要求，通过熟悉和掌握《条例》对所出资企业负责人管理、企业重大事项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等一系列制度规定，树立企业依法防范风险要以管理为主、以事前为主、以预防为主的经营理念。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同时也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同一市场规则的法律环境。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尽快缩小与国外大公司的差距，更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培育和发展30至50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这不仅要求企业经营者懂技术、会管理，还要求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实践证明，有的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较高，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防范经营风险，为企业有效避免或挽回了经济损失，提高了经济效益。而有的企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缺乏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的法律监督机制，使企业长期陷入法律纠纷甚至诉讼之中，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全面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是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三、积极探索企业财务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的风险防范体系

　　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切实加强企业财务监督。《条例》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审计、企业法律顾问和职工民主监督制度”。加强财务监督是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当前，各中央企业要在加强财务监督的同时，切实重视法律监督，建立以事前防范为主，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为辅的企业经营风险法律保障体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进一步完善合同管理，同时加快建立企业其他重大投资决策、重要经营活动、资产处置、改制改组、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今后，各中央企业向我委报送涉及企业改制、改组、重大投融资方案，以及要求我委出面协调有关法律问题的报告和请示，应经过本企业法律顾问专门论证，并书面提出法律建议和意见；要求我委出面协调有关法律问题的报告和请示，应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并签发；中央企业凡发生涉及出资人重大权益的法律纠纷或案件，应在法律纠纷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我委备案，并自觉接受有关法律指导和监督。

　　四、进一步落实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任务

　　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是我国企业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是企业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证。中央企业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原国家经贸委等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经贸法规[2002]513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充分认识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试点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明确目标和任务，实现企业总法律顾问岗位到位，法律顾问机构到位，总法律顾问职责到位，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健全，企业依法办事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走到试点工作的前列。已经参加试点的24户企业（包括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要按照本企业试点方案检查进度，深化试点工作；中央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企业，除已经参加试点的10户外，其他企业应按照《通知》精神，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以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监督机制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使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人员尽快到位，争取尽早纳入试点范围。在“十五”期间，中央企业要建立健全法律顾问机构，并力争有相当一批企业逐步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五、重视和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企业内部通过设置法律顾问机构或配备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处理本企业法律事务的一整套制度。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迅速开展起来的。人事部、原国家经贸委和司法部于1997年3月12日联合公布《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1997]26号），原国家经贸委于1997年5月3日公布《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令第2号），标志着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实践证明，企业法律顾问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中央企业要按照《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要求，进一步鼓励企业内部符合条件的管理人员，积极参加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注册后，聘用为企业专职的法律顾问，确保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配备，有计划、有目的地锻炼和培养企业法律人才。要根据《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保障企业法律顾问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切实做到职能落实、岗位落实和人员落实。要解决好企业法律顾问的待遇问题，改善法律顾问的工作条件，进一步落实《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关于“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即取得受聘担任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的规定。中央企业要在法律顾问工作和管理体系统一的前提下，按照国资委的统一部署，把具有律师资格的企业法律人员纳入企业法律顾问队伍之中，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我委将尽快制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并将与有关部门协调，进一步理顺关系，健全机构，明确职责，强化责任，保障有力。

　　六、切实做好企业法律案件的调处和企业法律服务工作

　　为规范我委与中央企业在处理有关法律案件和协调有关法律问题的工作程序，切实处理好企业法律案件和有关事务的外部协调问题，提出以下原则：

　　（一）中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我委监管企业之外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地方出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出现的合同纠纷，不涉及企业重大资产处置的，原则上由所出资企业按司法程序自行解决，我委将不予协调。

　　（二）对中央企业之间出现的法律纠纷，为帮助企业及时排忧解难，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在企业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我委可以依据法律和有关规定出面协调，为企业做好法律服务。

　　（三）对中央企业改革过程中因国家政策落实引起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并非由中央企业自身经营行为引起的法律纠纷，涉案金额较大的，我委可根据其具体情况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四）中央企业在投融资过程中，根据有关规定要求我委作为“主管部门”出具有关证明的，我委将根据出资人代表职责依法给予出具；如果属于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不涉及出资人职责的，我委将不予出具，同时可以适当帮助企业寻求其他解决途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其实质是一种可以转嫁的风险,在保障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决定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影响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效力、决定保险赔偿额度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主要表现形式有:物权产生的利益、债权产生的利益、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特定法律关系产生的利益。

　　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险利益原则创设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在保险中发生道德危险和保险异化成赌博,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避免风险和补偿损失的功能。这点己在保险理论界形成共识,现今各国的保险立法多已将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

　　1995年10月,我国颁布了《保险法》(以下简称旧《保险法》),该法借鉴国外保险利益原则立法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对保险利益原则作了相关规定。但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旧《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利益原则的规定在适用保险实务中存在不少问题,已不适应当前保险业发展的需要。2009年2月,新《保险法》颁布,并于10月正式实施,该法在继续突出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中作用的同时,还在保险利益主体、保险利益时间、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效力、人身保险收益人、保险标的、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利益原则变化以及防范道德风险的相关规定等方面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完善。

　　一、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主体的修改

　　旧《保险法》第十二条给保险利益作了明确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确认或承认的利益。由此定义可以得出,保险利益的主体仅仅指投保人。而新《保险法》第十二条则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得以确认或承认的利益。据此,新《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主体不仅包括投保人,而且包括被保险人。由此可见,新《保险法》相对旧《保险法》,其规定的保险利益主体明显扩大,被保险人也成为保险利益的主体。如此一来,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利益主体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保险当事人,也就能使更多的人通过保险来分散风险和降低损失,享受保险带来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理顺了保险业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二、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时间的修改

　　依据旧《保险法》第十二条及相关理论,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在保险标的上应具有保险利益,而对保险利益的存续时间立法却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补充说明。而新《保险法》则分类做出具体规定:1、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应当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2、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以上可明显看出,相比旧《保险法》,新《保险法》将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进行具体区分,明确了保险利益的时间效力,便于保险实务操作。

　　三、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修改

　　根据旧《保险法》及其相关理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所订立的保险合同一律无效。这样规定说明,旧《保险法》在保险利益上没有对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进行区别对待,而是统一要求投保人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合同则被认定为无效。新《保险法》对此作了较为重大的修改。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没有保险利益的,该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对财产保险合同而言,在财产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则不再具有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权利。这样,在保险实务中,新《保险法》与旧《保险法》的法律适用结果往往会不一样。如依据旧《保险法》,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应一概认定为无效,而依据新《保险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则要区别对待。如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人身保险的投保人投保时与被保险人没有保险利益的,该合同无效。而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仍然有效,只不过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没有了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与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明显不同。意思就说,财产保险合同中,如果被保险人出险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但合同仍然有效,保险人不需承担保险责任,但投保人仍应支付保险费。而如果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则保险合同自始就无效,也就不存在再去履行保险合同,当然也就不用支付保险费了。也就是说,按照旧《保险法》,这是一种无效保险合同,投保人不需支付任何保险费,保险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双方都不需承担任何权利和义务。在实践中,即使保险人已经收取保险费,也要返还给投保人。同样,如果投保人已取得保险金,也应将保险金返还给保险人。

　　四、新《保险法》对人身保险中受益人的修改

　　新《保险法》在保留了旧《保险法》关于投保人保险利益的认定规定额同时,又在第三十一条中又增加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以认为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还在第三十九条对用人单位如何指定受益人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其单位中的劳动者购买人身保险时,只能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为受益人。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只能在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的范围内指定受益人,并且要经劳动者本人同意。这一规定是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地位迫使劳动者同意其指定非劳动者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从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不作出这样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指定被保险人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那么被保险人受到损害时,由于受益人与劳动者不是近亲属关系,即使受益人得到保险金,但很难保证这些保险金会及时补偿劳动者本人所遭受的损害,这样就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还容易诱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非近亲属的受益人非法串通,共同损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致使劳动者受到损害时但得不到实际性赔偿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规定既与国际上的保险立法接轨,同时也顺应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五、新《保险法》对防范道德风险补充规定的修改

　　保险利益原则在防止和减少道德风险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实践中,保险利益原则不可能完全杜绝道德风险的发生。为了补充和完善保险利益原则在防止道德风险上的不足,旧《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了补充规定,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但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而且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新《保险法》在保留此款规定的基础上,对此类规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扩大了补充规定范围。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样就从立法上不给那些故意投保后损害他人身体者之机会。又如第四十四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规定,避免了被保险人通过自杀,给自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行为。虽然,被保险人自杀取得保险金的行为少之又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压力的增大,发生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如深圳富士康曾发生连续几个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有一个自杀者在遗书中写道:活着太累,不如一死了之,还可以给家里人多些赔偿。如果富士康公司给他买了人身保险,保险公司是否在此案中赔偿?如根据旧《保险法》,是否赔偿很难界定。而依据新《保险法》,答案则显而易见。如二年内发生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二年外发生的,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以上可以看出,通过以上规定的细化,旧《保险法》在实践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得到解决,从而进一步减少或避免了道德风险,对保险利益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六、新《保险法》增加其他有关保险利益原则的规定

　　实践中,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新《保险法》有关保险利益原则的规定除作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修改外,还在其他方面作了一些修改:一是对保险标的进行了分类和定义。旧《保险法》统一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人的寿命和身体。新《保险法》对保险标的进行了具体区分,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二是增加了被保险人的概念。该法第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同时规定:投保人可以是被保险人。三是对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利益原则变化的修改。对保险标的转让后的法律关系问题,旧《保险法》有明确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只有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才能依法变更合同。根据该规定,保险标的转让未经保险人同意的,则保险合同就一律无效,显然,这对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非常不利。而新《保险法》对此作了一些修改,该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受让人直接承继被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条规定与该法第十二条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相接轨,很好地解决了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利益的问题,还很好地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该法对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怎么处理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转让的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同时,仍然保留了保险人的知情权。该法规定: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实行完保险标的转让后,应将交易情况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未能及时通知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