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科学技术保密实施细则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科学技术委员会保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科学技术保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科学技术保密工作，必须坚持内外有别，既便利工作又确保秘密的原则，突出重点，积极防范，确保科学技术的核心秘密，有领导、有控制地放宽对非核心秘密的限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　科学技术保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密切协同的管理制度。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市国家保密工作局的业务指导下，主管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保密工作；县、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县、区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主管本县、区的科学技术保密工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涉及科学技术保密的所有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均应遵守本细则。


　　第五条　科学技术保密范围：
　　（一）凡经国家批准的发明项目和可能成为发明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国家先进水平及属于我国首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和生物新品种等项目；
　　（二）未公开发表的对科学技术及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理论、新发现、新设想，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保密专利、产品的技术资料等；
　　（三）国外没有或国外虽有但系其专利的仍需保密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包括为国防、军工配套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和成果）的关键内容及我国独有的传统技术诀窍、配方和传统的工艺技术；
　　（四）在引进、仿制中技术上有所突破、创新的科技成果，从国外引进的按合同规定承担保密义务的技术资料和进口的禁运设备；
　　（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获取的国外及省、市外尚未公布的技术资料、图纸、样品等及其提供者的情况；
　　（六）列为国家重点的科研部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科技人员及其经费等情况；
　　（七）国家和省、市科学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重要的科技统计分析资料及科技档案；
　　（八）我国特有的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农、林、牧、渔、微生物、药物等珍贵动、植物资源的技术资料和尚未鉴定定名的标本；
　　（九）可能在国外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的仿制、复制品；
　　（十）贮存科技保密项目数据的电子计算机软件；
　　（十一）其它科技保密事项。


　　第六条　科学技术保密项目划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的科技保密项目、国家特有的发明创造、具有民办先进水平的技术诀窍或核心技术、国防、军工尖端技术等，如被不应知悉者所知，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的，列为绝密级。
　　（二）涉及国家安全和较大经济利益的科技保密项目、具有国际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的项目及有国际竞争力的保密专利、重大成果等，如被不应知悉者所知，会使国家受到较大损失的，列为机密级。
　　（三）不属于绝密和机密，对发展科学技术有较大作用，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涉及国防、军工常规制造装备或具有一定经济利益的技术成果、工艺配方、图纸、资料等，如被不应知悉者所知，会使国家遭受损失的，列为秘密级。


　　第七条　划定科技保密项目密级的程序和权限：
　　（一）科学技术项目的密级由项目完成单位提出建议，报主管部门初审；
　　（二）绝密级，由主管部门初审后经市科委审定，省科委复审，报国家科委审批；
　　（三）机密级，由主管部门初审，市科委复审，报省科委审批；
　　（四）秘密级，由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科委，由市科委会同市国家保密工作局共同审批；
　　（五）科技项目的密级随项目下达的，按下达的密级执行；
　　（六）部属、省属驻郑且归我市代管的单位，其科技项目的密级划定，按其隶属关系报批，同时抄报市科委备案。


　　第八条　凡在国外已不保密或已失去先进性的科技保密项目，应及时解密或降低密级；发现原来未列为保密项目而需要保密的，应及时划入保密范围并确定合适的密级；原定密级偏低的要求及时升密。解密、降密和升密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其审批程序按本细则第七条的规定办理。
　　专利或技术协议、合同等承担的保密项目的解密、降密和升密手续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科技保密资料的使用范围：
　　绝密级的科技资料，限于指定的需要直接使用的单位和人员使用；
　　机密级的科技资料，限于需要直接使用的单位和人员使用；
　　秘密级的科技资料，需要使用的单位和人员都可使用；
　　使用科技保密资料的单位和人员，应经上级批准并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条　各单位的科技保密工作，由本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对科技保密档案，应指定专人管理，配备必要的保管设施，建立保管、借阅和销毁等制度。科技保密档案应通过机要交通或派专人投送，严禁携带保密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外事活动场所。


　　第十一条　严禁利用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录相、电影等宣传工具擅自公开宣传报道划入保密范围的科技内容。必须披露的须由被报道单位的科技主管部门或报道单位的保密部门负责审查把关和技术处理。


　　第十二条　本市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国外公布、转让、投标、携带、援助的科学技术资料、样品、样本、中间体、种子、菌种、种苗、标本、论文、教材及其它信息载体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等均不可涉及保密的科技内容。如必须涉及的，须征得有关部门同意，报经市科委会同市国家保密工作局审批；必要时，报省科委或国家科委审批。


　　第十三条　对外开放的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不准将科技保密项目提供给外宾参观、实习、拍照。


　　第十四条　出国人员或出国定居人员，在出国前，由主管部门和外事派出部门进行保密教育，对所带资料应经审查、登记并规定使用范围和要求。


　　第十五条　各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技术合同法》和《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在国内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各单位不得借口保密而拒绝交流。
　　外国的科技资料，除与外方签定的协议中有规定或资料来源需要保密的以外，都可以在国内交流。


　　第十六条　各单位应对职工、干部进行科技保密教育，使每年职工、干部增强保密观念，自觉遵守保密制度。负责科技保密的部门，每年应对本单位的科技保密工作进行一次检查。


　　第十七条　各单位发生科技保密项目失密、泄密事件，应立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科委、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涉及港、澳、台及外籍人员的，应同时报外事、公安部门，并及时采用补救措施。


　　第十八条　对于科技保密工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违反科技保密规定失密、泄密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主管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郑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细则与今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本市过去有关规定与本细则有抵触的，按本细则执行。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