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对无照经营查处的两个问题

孙百昌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涉及到两个重大且基本的问题，一个是无照经营的概念问题，另一个是法律、法规之间的转致问题。这两个问题与目前相当一个多数的一线执法同志的理解有一个大的距离。对前一个问题，该办法作出了规定，实际是一种尝试；对后一个问题，该办法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颁布以后，议论风起，观点各异。笔者借《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无照经营的概念。无照经营的重要特点是进入市场的准入成本（这是政府规定的）为零，以及经营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从理论上说，它符合经济学对经营者进退市场的理论假设，是市场调节和供求平衡的假设前提，减少了经营者为政府缴纳的市场准入费，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因而是一种理论上的高效率状态。

但是在现实中，这种“理论状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一种行业中，一部分经营者按照政府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付出了进入市场的成本，而另一部分无照经营的经营者却节省了这笔费用，这就造成了不同的经营成本，而允许这种二元状态存在的市场环境就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个问题是，既然经营者可以在市场中“自由地进退”，那么，在诚信制度不完备的社会中，就有可能被投机的经营者利用来损害他人的利益。因而这种二元状态并不公平。况且，绝对地追求效率或者绝对地追求公平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照”的门槛高低及其有无是人为的制度规定，从进入市场的高门槛到低门槛，从部分行业的低门槛到部分行业的无门槛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当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走向这个目标的一个努力。

那么，效率与公平如何平衡？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中，有两条法条反映了立法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考虑，这就是该办法的第一条“为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的表述。从中可以看出，该办法的第一条强调的是“公平”，把“公平”作为立法的动因。第二条照顾到了效率，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无照经营的外延边界限定在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无照经营。为了明确起见，该办法同时对无照经营的内涵也作了具体表述。如果我们把“证”解释为许可证，把“照”解释为营业执照，那么无照经营的具体内涵可以归纳为：无证无照——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直接无照——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有证无照——已经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照已失效——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及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后未按照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无证有照——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行为。依照第二条，在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领域，是可以“无照经营”的。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行业领域很多，这些领域的经营者一直都是在“无照经营”。因为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经营者”都在争辩之中。[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此处不去深谈。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明确了无照经营的外延和内涵，便于实际工作中操作，但这种对无照经营的外延和内涵给与明确规定具有两面性。例如，由于这种明确而产生的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按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四条的规定，不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企业和经营单位，应当申请营业登记。但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对此除了个别规定外对此并没有一般性规定。于是，如果不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企业和经营单位不登记而经营，是不是无照经营？

第二个问题是“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后未按照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经营的是无照经营。但是关于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问题非公司企业法人、经营单位就有问题了。请看下表：

企业经营期限法定登记事项和执照上事项的对比表

企业类别
法定登记事项
执照上的事项

公司
营业期限
营业或经营期限

非公司企业法人
经营期限
没有期限

经营单位
没有期限
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
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

独资企业
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

个体工商户
没有期限
经营期限


经营单位、合伙企业、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法定登记事项没有期限，因此就根本不存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的问题。那么，经营单位、个体工商户执照上的期限从何而来？有什么依据？如果当事人的执照过了期限你能不能罚？罚的依据是什么？严格的说，所谓“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只能对公司和非公司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的都没有经营期限。但是，占企业大多数的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执照上却令人奇怪的没有经营期限，那么工商所属地管理的依据只能是企业的“经济户口”上的记载。而企业却要牢牢的记住自己经营期限。

监督监督者

杨涛


贾军英，这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幸荣登”为全国首位落马的省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近日被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为中国的贪官榜上又添加了浓黑的一笔。不过，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最不能容忍的却不是其收受他人财物价值50余万元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事实，在贪官们的犯罪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今天，贾军英的区区5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吸引媒体眼球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反贪局局长。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反贪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直接承担着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能。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是重中之重。在长期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实践中，反贪局局长们也能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手中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因此，一些反贪局局长自称反贪局为“天下第一局”也许是这种荣耀的最好写照。但是，反贪局局长带头腐败，社会将无从去寻找公平、正义和良心的保护者。因为，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贪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污染了。所以，反贪局局长自身也腐败是最不能容忍。
然而，贾军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反贪局局长。在他之前，去年12 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刘国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赃款予以没收、追缴。在他之后，今年6月，因成功查清“马向东”案而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
我们不能不为之而大声惊呼：反贪局局长们怎么了！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好好地检讨反贪败的人、监督者为何也屡屡落马的时候了？
追根溯源，法律是由人来进行而不是神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执行，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性是有弱点，人心中总是隐藏着贪欲的魔鬼，权力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诱惑，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而反贪局局长们之所以为反腐败者，是因为他们是处于反腐败的位置，并非其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而，反腐败的人如果道德自律的失范和没有制度上的有力制约，又自认为掌有反腐败的权力、自认为持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人对他奈何不得，可以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那么，贪欲总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由于反贪局是反腐败机关，加之地方领导对于反贪工作的依赖，是干涉的多、监督的少，地方纪委由于工作联系与反贪局工作联系密切，也是监督乏力。因而群众举报他们的腐败问题，查处是异常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人大和纪委中建立一种针对反贪局工作人员腐败的必须建立特殊的调查和侦查机制，确保对于群众的举报能及时启动调查，监督者也不能逃脱监督。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反贪局长们的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才能合法运行造福于人民。因而，监督监督者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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