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现象的法律思考/俞泽迪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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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因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而使反贪查办案件面临新的形势，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现象也有增多的趋势，这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更大压力。本文着重分析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如何通过灵活运用讯问谋略、全面搜集证据、增强取证固证意识、提高证据质量等方式积极应对翻供现象，确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公正的制裁。
一、职务犯罪案件翻供的表现形式
翻供，是指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推翻或改变其原来的全部或部分供述的行为。翻供往往是在翻供心理支配下进行的一种行为。翻供心理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引者注）对已经做出的供述加以否定和推翻的心理。”①就职务犯罪案件而言，翻供形式可以概括为三类：
1．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翻供。常见的形式有：以“借、管、赠”为名推翻行贿、受贿的犯罪性质，如提供出“借条”，把受贿行为翻供成债权债务关系，或辩称行贿、受贿行为是正常的私人交情、礼尚往来；在“利用职务之便”、“谋利”上做文章，如辩称自己取得的财物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为他人谋利，是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利用单位设立“小金库”，资金来去不明、账目收支不清的情况，辩称贪污、受贿的钱款都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企图掩盖自己占有或收受有关钱款的事实；以自己是单位领导，经常要应酬公务活动为名，声称自己所获的赃款都用于单位的公务活动，并没有非法占为己有；以“家属收受钱物，本人不知”为由，推脱罪责，等等。
2．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的一种手段，当他们无法就犯罪事实、证据内容方面进行翻供时，往往会在取证形式上挖空心思，寻找借口，诋毁获取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例如：辩称“不是我自己的签字”、“没看清就签字了”、“因精神紧张，已记不清当时的实情”、“时间很长了，根本就记不清楚”、“记录不实，记录未经本人阅读”，等等。
3．围绕侦查取证行为进行翻供。除了前两种类型的翻供， 取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常见的有：以问话笔录是纪委做的，办案人员没有重新讯问为由，声称取证的主体不合法；以问话的场所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而是在某宾馆、某酒店，辩称讯问的地点不合法；诬陷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诱供等方法获取证据。
二、职务犯罪阶段翻供的原因
（一）嫌疑人自身心理变化导致其翻供
1、包庇他人心理：这种心理存在于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例如在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案件中，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或自身利益考虑，通过翻供，把职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以图能包庇保护他人。
2、侥幸逃避心理：侦查之初犯罪嫌疑人往往认为其罪行已被侦查部门所掌握，为求宽大处理，于是作了真实的有罪供述。但是随着讯问的进行，嫌疑人可能发现侦查部门并未完全掌握其罪行，或者在得知同案犯在逃，死亡或主要证据已经灭失的情况下，自认为无法对证，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为逃避责任而翻供。
（二）律师法修订使控辩双方博弈加剧
2008 年6 月1 日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实施。新法实施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且获得了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这些变化加强了对律师及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博弈双方的信息更加对称，力量配置也更为均衡。双方博弈激烈程度的增加使侦查人员攻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难度加大，且控辩双方力量的消长也经由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更为畅通的沟通渠道更为敏感地反映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增大。办案过程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讯问时的表现在律师会见前后存在的较大反差，正是控辩对抗加剧在犯罪嫌疑人处的直接体现。此外，这些变化对侦查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各环节工作的规范性、细致性和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特别是审讯突破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职务犯罪智能化发展的挑战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自我保护的意识越来越高，反侦查水平越来越强。作案手段的多样化、智能化，是为规避法律制裁的必然选择，这种现象从客观上不断增大了司法机关查处、惩治甚至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难度。②职务犯罪活动复杂化的趋势，也为犯罪分子对抗查处提供了自信。特别是在行、受贿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多是“一对一”现金秘密交易，在现有侦查技术和侦查措施有限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的口供往往仍是证据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侦查阶段，当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口供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侦查人员对其口供存在依赖时，他们逃避制裁的自信心会更加膨胀。为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在口供上做文章、扰乱侦查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选择。
（四）职务犯罪自首、立功认定条件变化的影响
2009 年3 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角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定条件。犯罪分子在调查谈话阶段和被采取调查措施阶段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不再认定为自首。《意见》对认定条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某些犯罪分子的抗拒心理，增加了翻供的可能性。
三、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的对策分析
（一）把握心理变化，适时调整审讯谋略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拒供或说谎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说实话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后果既包括客观的后果，如失去职务和判刑等，也包括主观的后果，如羞愧感和耻辱感等。在审讯中，这些后果是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主要心理障碍。③侦查人员要正确认识翻供现象，克服对翻供案件厌恶、畏难的情绪，应当认识到查处职务犯罪行为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角色转换所形成的强烈心理落差和巨大压力，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被发现的追悔、对作案过程隐蔽性的自信、对涉嫌罪名法律规定的理解、对律师的盲目信任、对法律制裁的抗拒等微妙、复杂心理变化，都可能触发其翻供行为。审讯中可以通过捕捉犯罪嫌疑人语言和外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的心理变化采取不同策略：
一是讯问中及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对可能发生翻供的着眼点提前做出预判、想好对策,用有效的提问堵死犯罪嫌疑人可能的退路。
二是抓住犯罪嫌疑人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后会普遍出现警惕性放松、对抗心理减弱的有利时机，适当调整讯问人员或讯问方式，对职务犯罪的直接动机、思想斗争的过程、具体犯罪情节等细节问题深追细查。
三是及时分析翻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结合案件查办情况找出制胜关键点，用灵活的讯问方式营造有利气氛，促使犯罪嫌疑人翻供。
（二）坚持实事求是，力求不枉不纵
针对翻供案件，侦查人员必须强化“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既不能使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也不能放纵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因此，反贪侦查实践中对翻供的审查极为重要。翻供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尽管它经常导致办案人员辛辛苦苦建造的证据大厦毁于一旦；翻供者不应该被视为百般抵赖、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他们的正当权利在诉讼中同样应当得到保障。④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辩解，侦查人员要冷静应对，在综合查办案件过程和全案已有证据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进行审查，做到不被其表象迷惑，扩展思维、调整侦审策略、对辩解作针对调查。同时，也不能“先入为主”，一概认为其辩解理由不成立，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开展工作。
（三）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证据证明力
一、职务犯罪案件翻供的表现形式
翻供，是指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推翻或改变其原来的全部或部分供述的行为。翻供往往是在翻供心理支配下进行的一种行为。翻供心理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引者注）对已经做出的供述加以否定和推翻的心理。”①就职务犯罪案件而言，翻供形式可以概括为三类：
1．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翻供。常见的形式有：以“借、管、赠”为名推翻行贿、受贿的犯罪性质，如提供出“借条”，把受贿行为翻供成债权债务关系，或辩称行贿、受贿行为是正常的私人交情、礼尚往来；在“利用职务之便”、“谋利”上做文章，如辩称自己取得的财物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为他人谋利，是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利用单位设立“小金库”，资金来去不明、账目收支不清的情况，辩称贪污、受贿的钱款都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企图掩盖自己占有或收受有关钱款的事实；以自己是单位领导，经常要应酬公务活动为名，声称自己所获的赃款都用于单位的公务活动，并没有非法占为己有；以“家属收受钱物，本人不知”为由，推脱罪责，等等。
2．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围绕获取证据形式进行翻供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的一种手段，当他们无法就犯罪事实、证据内容方面进行翻供时，往往会在取证形式上挖空心思，寻找借口，诋毁获取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例如：辩称“不是我自己的签字”、“没看清就签字了”、“因精神紧张，已记不清当时的实情”、“时间很长了，根本就记不清楚”、“记录不实，记录未经本人阅读”，等等。
3．围绕侦查取证行为进行翻供。除了前两种类型的翻供， 取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常见的有：以问话笔录是纪委做的，办案人员没有重新讯问为由，声称取证的主体不合法；以问话的场所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而是在某宾馆、某酒店，辩称讯问的地点不合法；诬陷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诱供等方法获取证据。
二、职务犯罪阶段翻供的原因
（一）嫌疑人自身心理变化导致其翻供
1、包庇他人心理：这种心理存在于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例如在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案件中，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或自身利益考虑，通过翻供，把职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以图能包庇保护他人。
2、侥幸逃避心理：侦查之初犯罪嫌疑人往往认为其罪行已被侦查部门所掌握，为求宽大处理，于是作了真实的有罪供述。但是随着讯问的进行，嫌疑人可能发现侦查部门并未完全掌握其罪行，或者在得知同案犯在逃，死亡或主要证据已经灭失的情况下，自认为无法对证，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为逃避责任而翻供。
（二）律师法修订使控辩双方博弈加剧
2008 年6 月1 日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实施。新法实施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且获得了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这些变化加强了对律师及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和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博弈双方的信息更加对称，力量配置也更为均衡。双方博弈激烈程度的增加使侦查人员攻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难度加大，且控辩双方力量的消长也经由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更为畅通的沟通渠道更为敏感地反映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增大。办案过程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讯问时的表现在律师会见前后存在的较大反差，正是控辩对抗加剧在犯罪嫌疑人处的直接体现。此外，这些变化对侦查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各环节工作的规范性、细致性和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特别是审讯突破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职务犯罪智能化发展的挑战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自我保护的意识越来越高，反侦查水平越来越强。作案手段的多样化、智能化，是为规避法律制裁的必然选择，这种现象从客观上不断增大了司法机关查处、惩治甚至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难度。②职务犯罪活动复杂化的趋势，也为犯罪分子对抗查处提供了自信。特别是在行、受贿案件中，行、受贿双方多是“一对一”现金秘密交易，在现有侦查技术和侦查措施有限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的口供往往仍是证据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侦查阶段，当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口供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侦查人员对其口供存在依赖时，他们逃避制裁的自信心会更加膨胀。为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在口供上做文章、扰乱侦查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选择。
（四）职务犯罪自首、立功认定条件变化的影响
2009 年3 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角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定条件。犯罪分子在调查谈话阶段和被采取调查措施阶段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不再认定为自首。《意见》对认定条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某些犯罪分子的抗拒心理，增加了翻供的可能性。
三、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翻供的对策分析
（一）把握心理变化，适时调整审讯谋略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拒供或说谎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说实话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后果既包括客观的后果，如失去职务和判刑等，也包括主观的后果，如羞愧感和耻辱感等。在审讯中，这些后果是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主要心理障碍。③侦查人员要正确认识翻供现象，克服对翻供案件厌恶、畏难的情绪，应当认识到查处职务犯罪行为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角色转换所形成的强烈心理落差和巨大压力，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被发现的追悔、对作案过程隐蔽性的自信、对涉嫌罪名法律规定的理解、对律师的盲目信任、对法律制裁的抗拒等微妙、复杂心理变化，都可能触发其翻供行为。审讯中可以通过捕捉犯罪嫌疑人语言和外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的心理变化采取不同策略：
一是讯问中及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对可能发生翻供的着眼点提前做出预判、想好对策,用有效的提问堵死犯罪嫌疑人可能的退路。
二是抓住犯罪嫌疑人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后会普遍出现警惕性放松、对抗心理减弱的有利时机，适当调整讯问人员或讯问方式，对职务犯罪的直接动机、思想斗争的过程、具体犯罪情节等细节问题深追细查。
三是及时分析翻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结合案件查办情况找出制胜关键点，用灵活的讯问方式营造有利气氛，促使犯罪嫌疑人翻供。
（二）坚持实事求是，力求不枉不纵
针对翻供案件，侦查人员必须强化“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既不能使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也不能放纵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因此，反贪侦查实践中对翻供的审查极为重要。翻供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尽管它经常导致办案人员辛辛苦苦建造的证据大厦毁于一旦；翻供者不应该被视为百般抵赖、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他们的正当权利在诉讼中同样应当得到保障。④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辩解，侦查人员要冷静应对，在综合查办案件过程和全案已有证据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进行审查，做到不被其表象迷惑，扩展思维、调整侦审策略、对辩解作针对调查。同时，也不能“先入为主”，一概认为其辩解理由不成立，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开展工作。
（三）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证据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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