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车上抛掷酒瓶伤人民事责任之请求权基础研究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问题的提出】
有这样一起案件，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从火车的某列车厢中抛掷出一个酒瓶，将车外道轨旁的行人砸伤，试问此行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那一条请求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赔偿其损失？其请求权基础和此项行为所涉及的归责原则分别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条款，将此种火车在运行中车厢抛掷酒瓶的事故，理解为由于火车的高速运行而造成的损害，因而适用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责令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关于公平责任的条款，认为在本案中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对于案件的发生不存在过失，同时被害人也不存在过失，因此在双方都无过失的情况下，应当依据132条中所规定的公平责任予以处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条款，认为无论是从建筑物还是从火车还是从其他一切设施中抛掷出来的物品，不应当因为抛掷的地点不同而承担不同条款所涉及的赔偿方式和归责原则，应当统一适用过错推定的方式，适用126条所涉及的请求权基础。

【笔者的观点】
就上述三种观点来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规定作为处理本案的请求权基础较为适宜，另外的处理方式均存在不合理或者不协调之处，并认为我们应当扩张对于126条所涉及范围的解释，尽量做到对于当事人、加害人以及整个社会在这一案件中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分配。
一、对于公平责任之否定
首先，本案适用公平责任的归责方式是不正确的。《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此条所规定的情况所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案件中双方都无过失的场合，而在本案中我们很容易的可以证明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原告的损害是存在过失的。依据美国著名法官Learned Hand在United State V. Carroll Towing Co.一案，其为证明被告是否具有过失提供了如下公示：若发生损失的机率为P，损失金额为L，并用B 表示预防成本，则B PL（即预防成本小于损失金额乘以损失发生机率）时，加害人始有过失。此谓“The Negligence Formula of Learned Hand”(汉德公式)。因此在本案中，每节车厢的乘务员应当及时地提醒乘客不要将自己携带的物品随意抛掷至窗外；另一方面，现在的火车都是封闭的，严禁乘客打开窗户，就算当时没有这样高级的火车和相应的设施，但是火车的乘务员由于监管不利，没有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和作出防止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应当认为火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原告的损害具有过失。根据汉德公式，我们也可以看出，只要乘务员在火车运行过程中进到监督和告知义务，主动防止或避免危害的发生，本案就可以遏制在萌芽之状态，本案的预防成本明显小于损失的机率与损失金额的乘积，因此从汉德公式的经济学分析角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对于原告的损害是即有过失的。因此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即公平责任。
另外一方面，公平责任的性质有些类似于社会法的性质，其与传统民法的精神和私法领域所倡导的分析原则是有区别的，公平责任的适用应当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此项归责方式的滥用。公平责任过多的适用会导致处理案件的法官怠于分析和审理案件，造成司法的惰性，造成动不动“就各打五十大板”。这对于我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是不利的，应当小心适用之。
二、对于适用高度危险责任之否定
本案适用高度危险责任是不正确的。《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火车本身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其中抛掷的酒瓶“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因此，应当适用123条，对火车的管理人和所有人苛以严格责任。这样的推理是有问题的。
首先，《民法通则》第123条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损害，就是希望将对于高度危险责任所适用的无过错责任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畴之内，以避免“模糊和过宽”现象的出现。因此，我们在适用123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时应当慎重，严格的区分高度危险与非高度危险，而不能将与这些高度危险现象有关联的行为，一概地评价为高度危险，这样对于加害方是不公正的。
其次，高度危险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其虽然对于救济受害人极为有利，但是对于加害人而言却是要背负沉重的负担。现代社会虽然危险无处不在，虽然我们重视对于被害人的救济，但是在审判和理论研究上还是应当慎重地对待无过错责任地施加，以保障行为人的自由。《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损害应当是指这些列举的工作在作业过程中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如高压电将人击伤、易暴物品爆炸所造成的损害、放射性物质对于人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等等，而不是将所有与这些危险源有关的一切损害都苛加无过错责任，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危险的。就本案而言，“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是指火车本身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而不应当将其扩张到火车中飞出的酒瓶造成的损害。如果是火车在运行过程中将某人撞死，或者火车本身出轨导致车上的乘客遭受伤害等情形可以评价为“高速运输工具在作业中造成他人损害”，而车厢里飞出的酒瓶造成的损害并不属于火车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因此不应当适用高度危险责任。
再次，我们应当仔细的分析和研究“高速运输工具在作业中造成他人损害”这句话。这句话的主语是“高速运输工具”，这一主语首先就限定了本条所针对的仅仅只是“高速运输工具”。在本案中，火车当然是“高速运输工具”，而车厢内废除的酒瓶不是高速运输工具，因此酒瓶造成的损害不应当凭借为“高速运输工具”所造成的损害，虽然其与“高速运输工具”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这样的关联性并不足以将火车和酒瓶在本案中作一体化的评价，对于此点我将在后段的论述中详细的论及，此不赘言。本句的状语是“在作业中”，请注意火车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评价为火车“在作业中”所造成的损害，但是这里的“作业”应当是指火车的运行，由于火车本身的运行所造成的损害，才可以凭借为“在作业中”造成的损害，而酒瓶从车厢中飞出并不属于火车本身“作业”的范畴，因此不应当评价为“在作业中”造成的损害。火车运营的目的是通过在铁路上的运行安全的运送旅客到达目的地，这才是火车的“作业”，而酒瓶的飞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评价为火车“作业”的范畴，因此将“在作业中”扩充到酒瓶的抛出实在是有些牵强。
最后，高度危险责任是所有归责方式中最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因此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条款作出解释的时候就应当将这样条款所涵盖的范围限定在较小的范围之内，而不能仅仅为了救济受害人而任意地将本条所涉及的范围予以扩展。严格责任之所以在法典中常常单列，或经由单性的法律予以颁布，就是因为其所涉及的极为有限的和狭小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特定的损害，而不是像过错归责原则那样可以适用到人们生活的广泛的领域，因此我们在解释和适用这些条款时应当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内容予以限制，不能任意的扩展条款所包括的范围。危险责任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我们应当慎重。
三、适用126条之请求权基础的理论建构
《民法通则》第126条是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条款，其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条所涉及的是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中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其归责方式属于过错推定。近年来，由于城市高层建筑的急速增加，导致城市中高层住宅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在这些案件中由于受害者找不到真正的加害人，因此往往将有可能造成其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一同告上法庭。在规则方面，往往采取《民法通则》第126条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要求住户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这些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民法通则》第126条作为被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损害赔偿。
虽然王利明老师认为此类高空抛掷物的案件应当适用公平责任的规则原则，并认为对于此类案件适用的不是过错推定而是因果关系的推定，但是笔者对此依然存在不同的立场。上文中我已经谈到公平责任是一个具有社会法性质的民法条款，其适用过于广泛将诱发司法机关的判案惰性，因此应当甚用。公平责任首要的要求是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没有过错，但是此类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必定有一个住户存在过失，只是查不清具体是谁有过失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够就轻易的将所有的加害人都认定为无过失，因为毕竟还有一家或几家存在过失，因此不应当草率的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归责方式，而应当对于此类案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王利明老师还认为此处不宜适用过错推定，因为此种情形推定的是因果关系的有无，而并不是过错的有无。然而，在侵权构成的证明中，因果关系之有无是过错之有无的上位概念，连因果关系都没有又何从言及过错呢？因此推定因果关系之有无是推定有无过错的前提条件，如果连过错推定的基础都丧失的话，也就不构成对于过错的在此推定，所以因果关系的推定是过错推定的题中之意，所以此并不构成对于过错推定的否认。
杨立新老师认为，类似于这种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都可以归入《民法通则》第126条予以解决。因为无论是抛掷物还是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从行为的内容上看都是坠落的物件致人损害，抛掷、搁置、悬挂致人损害只是坠落之前物品摆放的位置和方式不同罢了，对于受害者而言其行为的样态和最终导致的结果均是被物品砸中，造成身体的损害。因此我们在解释和适用126条时没有必要将物品坠落之前的样态和存在形式规定的过于具体，应当学习《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过于坠落物致人损害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将物件致人损害的大部分情形都囊括到126条的请求权基础之上，使这一问题形成统一的归责方式和处理意见。
我认为，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不应当由于抛掷物品的地点不同而使得各类抛掷物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不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火车上抛掷物品致人损害就适用无过错责任、在高层建筑物上抛掷物品就适用过错推定。火车上抛掷酒瓶是危险的行为，其危险的理由在于火车本身的速度很快，致使酒瓶飞出的初速度也很快，从而导致他人的伤害。主张危险责任的人的理由并不是酒瓶在火车上这样一个地点抛出的，而是由于火车运行的速度快而导致酒瓶飞出的速度也快，从而使得火车与酒瓶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性，而要求就酒瓶将人砸伤的损害归为高度危险责任来处理。如果我们从一辆静止的火车上抛掷酒瓶致人损害，我想不会有人再主张高度危险责任。最直接也是最具体的那个理由就是酒瓶的速度快与火车具有联系，因此“速度快”才是非难此行为的关键所在，而并非是因为“在火车上”。但是，高空抛掷酒瓶的初速度虽然慢，但是其造成他人伤害时的速度一样很快，你并不能心安理得的认为火车上抛掷酒瓶的速度就一定比高空抛掷酒瓶致人损害时的速度要快，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同样是“快”，同样是“物件（酒瓶）”，我们有什么理由将一者归于过错推定原则一者归于严格责任呢？这是很荒谬的结论。反对者的理由可能认为，火车是在高速运动的，高层建筑是静止不动的，因此火车上抛掷物品的危险性要高于建筑物，因此火车上抛掷物品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而建筑物抛掷物品仅仅承担过错推定即可。这样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理由在于：
首先，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了高空抛物和行驶的火车上抛物，就该物而言其速度的大小是很难说出谁的速度快谁的速度小的。要是我们硬是要就此问题一较高下，我想高空抛物的速度往往还应当大于火车的速度（这里我们可以用物理公示加以证明）。
其次，火车的轨道两旁一般是封闭的，不会有太多的行人在运行的火车两边走动，即使有也仅仅是个别现象。而相反，城市的高层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其楼下的行人和车辆要远远多于火车铁轨两旁的行人的数量，也就是说其抛掷物品造成楼下行人损害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火车上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可能性。这样说来，危险性大的情形（高空抛物）反而适用较轻的规则方式（过错推定）；危险性小的情形（火车抛物）却适用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危险责任），这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你不能说因为火车抛物致人损害发生的机率小就要求其承担严格责任，这样说是毫无道理的。
再次，主张此种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遭受的最大置疑是如何为火车定性的问题。因为在传统民法的观念里，《民法通则》第126条是规定的建筑物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一旦损害的发生离开了建筑物这样一个地点，无论什么情形都不可以适用。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将物件致人损害扩展到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但是依然没有将所有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予以明确的规定。因此就造成了“在不同地点抛掷同一物品致人损害，面临不同处理方式”的结果。
当我们仔细研究《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发现，126条除了规定建筑物之外，还提到了“其他设施”，因此这为我们扩充抛掷物致人损害在发生地点上的解释提供了扩张的空间。本案中，火车应当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将在火车上抛掷物品主人损害纳入到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大环境下予以讨论，将关注的重点不是放在抛掷的地点“火车”上，而是放在加害行为的样态“抛掷”上，这样才更加具有合理性。我认为，《民法通则》第126条完全应当涵盖所有的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建筑物上的抛掷物致人损害。而解释和适用法条的空间在于第126条中规定的：“其他设施”。因此，这一立法上的开口为我们今天统一抛掷物致人损害请求权基础提供了便利和广阔的空间。将火车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在解释论上没有问题，也符合法条内外的逻辑结构，应当是实现正义和救济的最好方式。
四、就本案而言
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比较了《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26条、第132条在这一案件中的适用情形，分别以它们各自的规定作为受害人权利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在比较中我们发现，用第123条和第132条所规定的情形适用本案将产生各种矛盾和法条体系上的冲突，有时会导致很荒谬的结论。因此只有合理的解释并适用126条的规定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民法通则》第126条适用的是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对这种归责方式所包含的范围予以适当的扩大不会对于社会造成危害，反而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幸福。126条的扩张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其扩张导致的损害的可能性要远远的小于123条扩张所导致的危险可能性，因此扩张126条的解释在本案中是得当的，也是合理的。
就本案的处理结果而言，适用126条和适用123条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区别仅仅在于请求权基础和思考问题的进路不同罢了。在本案中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很难的，而且在否定公平责任原则时我已经依据经济分析的方法，证明了火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失。退一步说，我们依据事实自证的规则也可以证明被告是具有过失的。所以，本案中被告人试图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免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无论寻找这两条中哪一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被害人都可以得到救济，不生疑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而不应当适用第123条或第132条。


　　　　　　　　　　　　　简析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鹤丹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人权意识的逐步强烈，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逐步重视，我国法律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观念障碍，公民宪法意识是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在公民心理上的如实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和宪法规范的运行情况。现行宪法实施20 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宪法的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我国宪法实施保障体制确实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公民的宪法救济意识不强。这就需要加强普及宪法的宣传和学习，使宪法意识深入人心。各级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要重视和执行宪法，全国人民和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也应当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要理解宪法的权威和实施不是与己无关，而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强化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让宪法深入人心，并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二是全体公民都应接受宪法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宪法观念，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三是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形势、结合各项工作进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宪法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宪法舆论氛围，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自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
　　二、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立法缺失，宪法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宪法第13 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宪的意图就是在于，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如何将应然意义上的权利理念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权利，我国的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同时，尽管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很多，比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这也说明了我国制宪的不成熟性。
　　此外，我国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它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即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三、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理论不足，《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尽管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因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还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四、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制度弊端，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人大部门、政府部门、法院和检察院都享有权利救济的使命和权力，但是司法救济的一些缺陷，让民众反而放弃了司法救济。这些缺陷主要包括：救济程序繁琐，诉讼时间较长；诉讼费用较多，经济成本太高；司法腐败现象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判决的执行不力，导致司法权威无法得到维护等等。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行政强权的国家，因此，选择政府救济的人数高于人大和检察院。
　　当前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方面的制度是缺失的。宪法中的权利规范首先是一种价值宣示，表明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基本立场，但是，具体的权利还必须依靠一个权利救济机关来具体行使。公民普通权利的救济可以依靠普通法院来实施，但是，涉及到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侵害的时候，谁来救济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在制度上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与宪法救济机构，所以，宪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不大。